作者：耿弘明

　　互联网是巨大的聚合机，也是巨大的分类器。它像一个智能的分拣系统，既能将相似的事物聚集，又能将不同的事物分类。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变成了分众。

　　什么是分众？

　　分众是指在当代媒介的作用下，具有相似兴趣、价值观、生活方式或文化认同的群体，它们或大或小，因互联网行为而形成一些文化单元，演化出特定的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并倾向于在文化消费上呈现出同质性。

　　以网络文学为例，这个世界已经下分出无数个分众群体，如同一个不断分化、演进的宇宙。最基本的划分是以性别为界的“男频”和“女频”两大板块，它们就像两个偶有交集，但总体二分的巨大的星团。在这两大板块之下，玄幻、仙侠、都市、言情等类型各自形成自己的星系。进一步细分，以都市类为例，它又可以下分出职业类这样的子类别。在职业类作品中，有读者沉迷“穿越之我是大文豪”，体验笔墨丹青的快感；有读者迷恋“穿越之我是娱乐明星”，沉浸在星光璀璨的梦想中。

　　可见，作为文化单元，分众呈现出显著的尺度伸缩性，我们可以按照规模和凝聚度，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层级。宏观分众是指具有广泛共同特征的大规模文化群体，如“二次元”、“说唱文化圈”等，这类分众内部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但共享某些基本的文化认同，人数规模可达百万级以上。中观分众则是在大分众中形成的次级文化单元，如特定游戏的玩家群体、某个音乐流派的爱好者等，这个层级的分众往往有更明确的兴趣指向，人数规模通常在万人到百万人之间。微观分众是指高度特化的小规模文化社群，如某小众创作者的铁杆粉丝、某个小众话题的深度参与者等，这类分众具有最强的凝聚力和最特异的话语体系，人数可能只有几百到几千人，甚至，最小的分众单元也可以只有几个人。

　　这三个层级之间存在频繁的互动和渗透。微观分众可能通过传播扩大为中观分众，多个中观分众可能因某个契机融合成新的宏观分众，宏观分众也可能因内部分化裂变为多个中观或微观分众。

　　而作为在其中体验的个人，则会感知到它边界的不固定。

　　每个网络个体都携带着多重分众标签，这构成了他独特的用户画像。一个热爱玄幻小说的读者，可能同时也是科幻作品的忠实粉丝；一位沉迷言情文学的读者，或许同样关注职场小说的动态。这种多元标签的叠加，使得个体无法被单一兴趣所定义，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偏好组合。

　　在这种多重标签的基础上，用户画像之间自然形成了大量的重叠区域。就像小李热衷于悬疑和仙侠，小王偏爱仙侠和都市，他们在“仙侠”这个维度上就产生了交集。这些共同的兴趣标签，成为了陌生个体之间的连接点，让他们能够基于共同爱好而聚集，形成趣味相投的小群体。

　　差异化的标签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确保了每个群体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尽管小李和小王都钟情于仙侠题材，但小李独有的悬疑兴趣和小王独特的都市情结，让他们在共同爱好之外依然保持着鲜明的个性。

　　当我们将视角拉远，会发现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异在更大尺度上又会形成新的分众边界——比如网络文学读者相对于传统文学读者就构成了一个显著的分众群体，形成了巨大的群体差异。这种层层嵌套的差异结构，正是分众文化得以持续演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种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标签系统，使得互联网上的群体关系呈现出复杂而有序的网状结构。分众不是孤岛，但也不是整个地图。分众是人与人的领土彼此叠加，地图彼此重叠，但无法共享一副完整的地图。

　　问题正在于此——每个人是整体文化数据库中一个分化出的子集，他们彼此呈现家族相似的状态，但越来越难以找出全民性的“共通文本”。

　　共通文本的稀缺

　　分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变化，正是在于共通感与共通文本日益成为稀缺品。

　　共通文本是如何减少的？

　　这是一个渐进而隐秘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性对个性的张扬，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开是算法推荐系统的崛起。在曾经的时代，人们因被动而主动，在算法系统下，人们看似主动，却往往被动。

　　曾经，我们的文化体验充满了被动和等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书籍与电视为人们传播了诸多共通文本。午后的电视机前，我们期待着某一集电视剧的播出，错过便是错过，重逢遥遥无期。这种被动性却也创造了一种共同体验：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即便节目不是每个人的最爱，也会慢慢接纳，在反复观看中培养出理解与欣赏的能力。

　　在信息匮乏的年代，选择的有限性反而创造了意想不到的价值。当我们被迫接触一些最初并不喜欢的内容时，往往需要与作品进行一场耐心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接纳不同，理解他者，培养了跨越个人偏好的欣赏能力。就像全家共同观看一部电视剧，即便不是每个人的最爱，但在共同观看的过程中，这部作品逐渐成为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塑造了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精神气质。

　　在那个时代，大众文艺的存在创造了社会的共通感和对话性。人们可能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理解，但至少拥有共同的参照系，能够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

　　然而，在今天的分众时代，这种共通感和对话性正在逐渐消失。

　　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在海量的内容世界里，我们可以精确定位自己的兴趣所在，轻松获取任何小众的文化产品，随时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事物。推荐算法更像一个善解人意的管家，总是精准地投其所好：喜欢科幻的人会收到更多科幻作品的推荐，热爱民谣的人会听到更多民谣歌手的声音。这种个性化的推荐机制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我们的兴趣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下不断加深，逐渐沉浸在由个人偏好构建的文化茧房中。表面上，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和主动权，但这种自由却悄然改变了我们接触和理解文化的方式。

　　技术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却也让我们更难以理解和接纳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小圈子里获得认同和安全感，却可能失去了理解更大世界的能力。

　　这就是分众时代的深刻悖论：技术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同类，却也让我们更难理解异类；让我们在局部获得归属感，却可能失去对整体的认知和理解。当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文化茧房中，社会的共同语言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也可能悄然瓦解。

　　想象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人流涌动，却鲜有驻足。这就是当下的文化景观：人们行色匆匆，从数字基站出发，各自向着不同的娱乐方向疾驰。这个路口表面上热闹非凡：有人在看游戏直播，有人在刷微博，有人在追剧，有人在听播客。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热闹是并不构成深度的交流。

　　这里不再是哈贝马斯设想的那种作为公共领域的咖啡馆，人们围坐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理性对话。在哈贝马斯的设想中，公共领域是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咖啡馆、沙龙、报纸的评论版面，都曾是这样的公共领域的具体体现。在理想对话情境中，人们围绕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讨论，通过交往理性的运作，逐步形成社会共识，这种情境要求对话者能够平等参与、真诚表达、相互倾听。但在分众化的数字空间中，人们更倾向于待在自己舒适的同温层，回避真正的差异性对话。社交媒体的互动更像是一场场分众独白的叠加，而非真正的对话。

　　数字基站这个路口成了纯粹的中转站，一个没有温度的交汇点。

　　和电视的体验比较起来，被分享的共通空间，以及可分享的共通时间都慢慢地被改变了，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急匆匆地划过一个个视频，他们可能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错而过，但每个人都戴着降噪耳机，目视前方，行走在算法为自己规划好的单行道上。

　　大家来到一起，不是为了对话，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话撞到墙壁上，然后回来愉悦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公共空间异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分流器，把人们分别引向不同的娱乐支流。我们共处一个空间，却各自孤独；我们看似相连，却很少正相遇。

　　从分众二律背反到算法文学家

　　那么，在分众文艺时代，还存在大众文艺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家在互联网空间坐下来，而不要快速走向自己的道路么？新大众文艺到底是新“大众文艺”，还是“新大众”的文艺？

　　这是一组让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构想一种未来的大众文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后分众时代的文艺形态，它必须直面并调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二律背反：既要深入分众，又要超越分众；既要说出分众的语言，又要带领分众逃离自我封闭的文化茧房。

　　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实际上指向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文艺实践策略：

　　首先是“分众语言训练计划”。这要求文艺工作者放下传统人文精英的优越感，不能想当然地用传统的启蒙话语去教化分众。相反，先要真诚地、深入地理解每个分众群体的文化密码、情感结构和表达方式。就像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一样，要沉浸在分众的生活世界中，掌握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体会他们的向往与焦虑。只有真正成为分众的一份子，才能获得与他们对话的资格。

　　但这种沉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策略：“舒适区逃离计划”。文艺工作者在掌握分众语言的基础上，要努力创造一些微妙的“裂隙”，在分众熟悉的叙事中植入一些陌生的元素，在他们习惯的美学形式中注入一些新的可能。这种创作不是粗暴地否定分众文化，而是要在其中寻找出路，帮助分众看到自己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这种创作需要极其精妙的平衡：太过激进会让分众本能地退却，太过保守又会强化既有的局限。它应该像一座桥梁，一端扎根在分众的经验世界中，另一端则指向更开阔的文化视野。通过这座桥梁，分众可以在熟悉中感受陌生，在舒适中体验成长，在认同中发现差异。

　　这样的文艺实践既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商业文化的纯粹迎合，而是试图在分众化的现实中开辟一条新路：既尊重差异，又促进对话；既认可个性，又培育共识。它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却也最艰难的文化理想。

　　因为，它催生出一种更高要求的文艺工作者形态——算法文学家，除了通过批判、号召与分析，还能了解技术，实践技术，通过参与调整算法推荐系统，促进共识与理想对话的形成。

　　这种新型文艺工作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复合能力：既要懂得文学艺术的审美规律，又要理解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既要有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还要有深度的虚拟民族志实践；既要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又要能参与设计促进对话的机制。然而，人文与科技的差别，同精英与大众的差别一样，本身就是分众的一部分，它也可能导致更大的二律背反。

　　在分众的时代，大众文艺的共识是可能的，但也是无比艰难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