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　商

　　展览：艺术长沙-七天

　　展期：2024.12.28-2025.3.30

　　地点：长沙美术馆

　　以后来人的眼光来看，彭薇几乎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制造了一个中国古典艺术的微观园景。走入彭薇的个展“七天”展览现场，总像是身临云端仙境，而那些作品也像极了百年老物件。飞天的、上楼的、哭泣的、传信的……彭薇的作品中充满着故事，它们是再现的古代场景，其间最为特别的是，种种情绪、滋味，狠狠地抓住观者，仿佛赋予了某种推力，使观者自然而悠闲地漫步其间。

　　最初，彭薇的作品给我一种轻盈的感觉，不同于即兴，也不同于论者常提及的幽默。时过境迁，我想，这份轻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彭薇热衷的那些故事，尤其是列女故事。诚然，女性故事见缺于传统文艺，大多以配角出现在演义小说、《闺范》中，但是彭薇的作品少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诉求，只能说富有女性主义质感。彭薇的女性故事，简化了诸多条理、程式、方法，仅截取其初生的样貌。某种意义上，作品的“幼态”，从“萌”到“纯真”，从“碎片”到“卡通”，为不同观众的感受力，提供了相当多且明确的抓手。

　　在一定程度上，彭薇的笔墨、形制，保持在某种未成熟的状态（也许是有意为之），这既可以理解为妥协，又可以理解为接纳。正是这种在语法、技术上的将错就错，为其中的水墨故事、水墨精神涌入当代艺术，创造了空间。

　　1984年，戴着红领巾与金奖章、背着画板的彭薇成为了《妇女生活》1984年第3期的封面。虽然父亲彭先诚是国画家，但是直到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彭薇才真正地接纳古典中国画和新国画。她以“没有负担，没有教条的历史观”，调转头来，去开辟国画新的可能的局面，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传统张开双臂拥抱她。

　　作为后见者，我们大可以说，彭薇既在国画之中，也在国画之外。在国画之中，典范、样式，乃至于故事，都是国画在过往的时间里构造的。在国画之外，观念、状态，乃至于叙事，都与既定的国画大异其趣。我不认为，彭薇最终创造了某种居间，国画与并非国画之间的居间；实际上，无论是国画，抑或是并非国画，在彭薇的艺术实践中，都只是某种工具，她显然有别的话要讲。也许彭薇也很难清晰直观地定义自身，想象自身，而这种模糊性正是她做艺术的基础。

　　人是有限的，因此大部分故事也是有限的，有头有尾，有体有意。如此存在着的故事，你可以想象它为物件、零部件，它可以轻易地从整体中拆卸下来，也可以按照某种秩序再次融入整体。这不就是人和人类的关系吗？这不就是人的每一个动念和人自身的关系吗？我们需要明确地知道，我们作为人的整体、作为人类的整体，此刻正在好端端活着，并彼此连接着。我们是完好的，完好到可以承载另一种“我们”。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就宣告，故事正在变成明日黄花，因为现代生活几乎将经验一股脑儿地扫地出门了，而当经验淹没在“碎片化”的世界，智慧也变得稀少而珍贵。更为深刻的是，瓦尔特·本雅明洞见了故事与小说的差异，故事消失后，小说势不可挡地占据了原有的位置，并假模假式地扮演着讲故事的人，以及传智慧的人。如果我们画一个坐标，这一端是智慧，那一端是非智慧，那么，故事和小说分别在两端，而每部作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点位。

　　当代艺术并不完全在故事的传统之中，也并不完全在小说的传统之中。然而，由于当代艺术的胃口相当大，所以它吞没了太多也许本来就难以消化的事物，包括以故事和小说为主的文学。在彭薇的作品中，就有太多的文学，《遥远的信件》中拜伦写给特蕾莎·古奇奥妮伯爵夫人的信，《节日》中的燃灯节祈福。彭薇的取向在故事，多过于小说。这或许是因为，故事能承载更多的变形与变更。

　　此刻正在建构的是一个新的艺术世界。也许我们不得不离开曾经制造和守护的房子、领土，建造新的家园，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的依赖，毋宁说，我们会带着对过去岁月的乡愁，探索新的渴望，新的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彭薇对形式的故事的痴迷，对长卷、书册、扇、屏风、装置、镜框的痴迷，用她的话来说：“我心仪的不是古代山水的精神符码，也不是某家某派的笔墨美学，总之，使我迷恋的不仅是经典山水的那幅画，而是作为物质的整个册页、卷轴，在我眼里，在我手里……”因为在形式的故事中，才蕴含着真正的可以再次谈论的过去。（后　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