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建融

　　潘天寿先生曾反复强调文化艺术生态的健康发展，需要艺术家“名利之心不应不死，学术之心不应不活”。学术心的涵养，需要器识；名利心的膨胀，则基于功力和才情。器识的意义，在于使功力和才情不为“名利心”服务，而为“学术心”服务，故曰“先器识而后文艺”。而评选、评奖的泛滥，很可能成为对艺术家名利心的刺激。

　　评奖本来是好事，有助于树立标杆、鼓励创作。但泛滥的评奖，则会对艺术生态造成破坏。我甚至有一个观点：要想破坏任一类型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最好的办法不是打击它，而是用泛滥的评奖机制来“倡导”它。因为，名利心作为人性，是先天的，是每一个人天生而具备的；而学术心作为人格，是后天的，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修养得成的。

　　众所周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意谓艺术家的水平高下几乎不可能在生前被评定。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为并世的名诗人，当时的评论者就不宜对他们作名次的排序，而需“待五百年后人论定”。强要在他们并世时分出高下，难免导致如“初唐四杰”的杨炯那样“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心态失衡、友谊翻船。而成功的竞技，则可以且只能在并世时决出，“五百年后”的秦琼和关羽是根本不可能对决输赢的。

　　艺术史告诉我们，经典之作、大师级艺术家是不可多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评奖可以有，但不能过多。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不同类型的文艺时有相应的评奖活动，但名目不多，不过一两个，且几年评一次，每次的获奖人数仅几位；获奖者并无多少实际的物质利益（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可图。这样的评奖，虽有悖“文无第一”的艺术规律，但对激励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有一定好处，对活跃并扩大这一文艺类型的社会影响力更有积极意义。然而，近些年来的文艺评奖实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每年要举办许多次评奖活动，获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有些屡屡获奖的文艺家荣膺“获奖专业户”之称。

　　当年，于右任、沈尹默、白蕉、潘伯鹰、沙孟海、林散子、谢稚柳、吴湖帆、张大千等艺术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获过奖，但他们的艺术成就、于艺术史的贡献又如何呢？当时有少数获奖的，如1949年至1984年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金奖的作品仅9家7件——到今天，这些艺术家的名头和其作品为人所记得；至于银奖、铜奖作者和作品，有些也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毋庸讳言，近30年来的文化形势之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艺术家学习的条件，无论书画经典的范本，还是文献典籍的读本，都应有尽有；高科技助力下，印刷的质量达到“上真迹一等”（启功先生语）。无疑，这给艺术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的学习条件。针对这一条件，我曾畅想：年青一代（“70后”“80后”）书画家中有希望出大家甚至大师。但目前的情况是，拥有奖项者很多，但大家难得，更遑论大师！原因何在？在于不少艺术家读书少，才情不够，所以作品无“韵”；器识更没有，所以作品无“气”。书画没有“气韵”，虽工何益？近些年来，有些年轻艺术家开始用功于读书了，作文言文、旧体诗也相当出色，相比于他们书画功力的“超越古人”，可以称得上“不输古人”。但要成大家、大师，仍路途遥远。所以，我劝他们要用功读经史以涵养器识。不过，在“泛滥的评奖”机制下，还有多少人不是奔着得奖而去、能静心读书读得进去？况且，越来越多功力不够的艺术家频频获奖，被各种荣誉和赞誉包围，难免更难意识到问题所在。

　　经史涵养我们的器识，教我们“安贫乐道”“人不知而不愠”，这是孔子说的；教我们“业患不能精”“行患不能成”，这是韩愈说的。有如此的器识，然后才有宠辱不惊的自信，然后才能“名利心死，学术心活”。历史上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包括我所亲近过的前辈，无不拥有如此器识，然后其功力、才情、上进心才能用于“学术心”。

　　各种评奖尤其是“泛滥的评奖”的危害，正是在于先天的“名利心”对此怎能无动于衷呢？后天的“学术心”又怎么能经受考验？某些热衷于评奖的艺术家，恰恰是严重缺乏器识的。器识欠缺则心气浮躁而没有底气，没有底气就急切地希望通过评奖胜出来证明自己。而我所亲近过的不少老一辈大家，他们一辈子没得过什么奖，甚至生活清贫，但他们的心境始终富足而坦荡。有几位大家在晚年荣膺多种荣誉，但都是别人“送”给他们的，没有一种是他们自己去“申请”或“竞争”来的。或云：真正有器识的人，应该像巢由、严光一样拒绝送来的荣誉，那才是真正的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啊！殊不知，“过犹不及”、自视甚高与追名逐利，其实质异曲而同工。

　　多年前有媒体刊发过的一篇文章《“科研寡头病”助推院士评选闹剧》令我印象深刻，文章详尽报道了自然科学界的评奖、评选活动对科学家“学术道德”的伤害。同样，今天文艺界过多的评奖、评选活动，也会造成对艺术家“学术道德”的伤害，不利于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我的观点是，文艺评奖不是不能搞，但评奖的名目、频率、获奖人数等都要有恰当的度，这才是真正对艺术、对艺术家的尊重。想一想，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盛世，300年间为历史定论真正有成就的书家不超过30人；而我们这个时代的20年间，获各种大奖的书家竟有数百上千，这岂不是一种荒诞？（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