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国荣

　　提起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的灿烂文化，人们都会说汉字、儒释道墨法、四大发明、《诗经》《史记》《资治通鉴》等等，这些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源头，不是中华文化的根。人们忽略了一个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即支撑、铸就中华民族灵魂的精神基因。基因决定生命力，没有强盛生存力的基因，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人的基因，除生命的遗传基因外，还有一个铸就灵魂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不可战胜，是由其精神基因所决定。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抗争、不屈、自强。这六个字的基因，是哪里来的？是中国神话所赋予，这六个字也是所有中国神话共同的主题。它完全优异于世界其他民族而独具，是中国神话所传达的精神内核。

　　火，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也是人类由猿进化成人的重要因素。有了火，原始人才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进入文明生活；有了火，世界才有了光明；有了火，人类才有了冶炼工业。

　　火是怎么来的呢？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在古希腊神话中记载的是普罗米修斯大神从天上偷来的；而在我们中国的神话《钻木取火》中，火是燧人氏用自己的双手，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钻木摩擦获得。

　　再说水。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同时，水又可以成为毁灭世界的天灾。

　　史前人类经历了洪水的灭顶之灾。面对洪水给人类带来的世界末日，怎么办？《圣经》里写到，因人世间充满罪恶，上帝后悔造物，要将人类一举毁灭。上帝觉得唯有诺亚是讲道义的人，上帝将制造方舟的方法传授给诺亚，让他造方舟带一家人逃避，并让他带上世间其他一公一母的活物，以确保未来自然界平衡。上帝下了40天暴雨，让洪水在地上泛滥150天，除“诺亚方舟”里诺亚一家和所带活物外，一切生命都葬身于洪水之中。在西方人的观念中，面对洪水，只能靠上帝赐予的“诺亚方舟”拯救人类与世界。

　　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应对洪水的呢？《大禹治水》写了夏朝开国君主禹，面对肆虐人间的洪水，不是选择逃避。他带领百姓用智慧和力量与水灾抗争，与灾难斗争，最后战胜洪水。

　　西方人面对洪水的生存之路是，祈祷上帝，靠“诺亚方舟”逃命；我们的祖先面对洪水，是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战胜它，降服它，让它为人类所用。

　　关于水，我们的神话还有《精卫填海》。一个女孩被大海淹死，她复活，化作一只鸟，她要靠自己的嘴衔东西把海填平，再不让这种悲剧发生。这是什么精神？

　　再说太阳。太阳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重要神灵，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是高大英俊潇洒的神灵；古埃及把太阳神拉视为众神之王；连古印度都把太阳神苏利耶奉为创造万物的神明。在部落时代，太阳神在西方人观念中象征着绝对的王权和神圣的统治，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西方人对太阳神只会顶礼膜拜，只会听命。

　　在我们中国的神话里，太阳同样可以征服。《后羿射日》，天上有十个太阳，太热，后羿射掉九个，留下一个。《夸父追日》，夸父担心太阳从海面落下去之后，不再升起，去追赶，不让太阳落山。西方人笑夸父不自量力，他们就没有，也不会想到，这是人面对困难挑战应有的勇气和意志。在中华民族的观念里，世界上任何灾难，任何貌似不可战胜的东西，都是可以战胜的。哪怕天塌下来，也可以去补。《女娲补天》的壮举，只怕西方人做梦都不敢想。假如有一座山挡在家门口，西方人的观念肯定是选择搬家。显而易见，搬家是最轻松最简便的选择。我们的神话《愚公移山》，却是要把山搬走。愚公认为，他一个人一辈子搬不掉，但子孙可以接着搬，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总会有一天把山搬开。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人生理念和生存精神。

　　东西方文化精神内核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别，是逃避与抗争的差别，是知难而退和知难而进的差别，是听天由命与自立自强的差别。我们的祖先创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教育中华儿女从小树立起抗争、不屈、自强的精神意志。

　　为什么说中国神话赋予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基因？神话不是某一个人创作，也不是哪一位先贤圣人所著，更不是哪一位帝王组织撰写。中国的神话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至夏朝建立之前，是在文字创造之前产生。中国的神话不只是说神，而是赞誉人的史诗，是先民对自然现象的理解，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表达人征服自然和变革社会的愿望，是民众集体创造，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传颂传承下来。之所以称神话赋予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基因，中国的神话都是同一个主题，宣扬人的抗争不屈与自强精神，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些故事告诉后代，人要生存，必须与自然、与灾难、与困难抗争；抗争可以输，可以失败，但不能屈服；最强大的东西，都可以战胜；战胜天灾人祸，不是靠天，不是靠神，是靠自己。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凭着勇于抗争、永不屈服、自立自强这个精神基因，代代相传，改造自然，创造世界，让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不可战胜。这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与灿烂所在。

　　公众号上有人拿国内名作家与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做比较，说海外中国作家之所以比国内名家影响大得多，主要是海外作家研究了西方哲学，也就是说其作品已经渗透了西方哲学。这就带来一个疑问，他们是在为谁写作？为中国读者写作？还是为西方读者写作？还有一个疑问，为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把西方哲学思想赋予作品中的中国人，那么这个人物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假如写的是中国人，他还能像中国人吗？

　　我还看到，有人在批判“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观点，说这是“以朽为刚，以畸为美，酸腐落伍，变态愚昧，实实地反文明。”按这种说法，没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又来了疑问，古今中外，存不存在没有具体民族的文学作品？还有一个疑问，假如文学作品不管是哪个国家写哪个民族的，都去掉民族性，那么世界文学便只有一种风格——去民族性，去国度，这现实吗？

　　我非常赞同作家应该拿一点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些深入的学习研究。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神话之外，儒、释、道、墨、法，充满着哲学思想，孔子的《论语》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老子的《道德经》充满着辩证法，是中国的古典哲学。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要写出具有民族性特色的作品，怕是很难，所写的作品，或许是符号化人物，或许是贴满各种标签的概念文学。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