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薇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票房高达148亿元 ，成功跻身全球影史前五。它的成功，不只是因为精彩绝伦的视觉呈现和深刻动人的叙事，还在于音乐作为“隐性叙事者”所带来的突破性表达。影片通过创新重构民族乐器、对非遗进行视听转译，以及巧妙融合中西元素，把音乐变成了解读文化基因的“解码器”。

　　音乐创作的“匠人精神”：在否定中重塑艺术

　　导演饺子秉持着“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推动创作，他要求音乐既要精准贴合画面所传达的情感，又要能够独立承担叙事功能。比如在“哪吒大战土拨鼠”这一仅2分钟的片段中，配乐就历经8次修改。最终，通过将钢片琴充满童趣的音色与土著节奏进行错位叠加，达到了滑稽与悬疑之间的微妙平衡。

　　音乐制作人杨芮为了找到最适合“宝莲盛开”的人声，从最初考虑童声合唱，到后来转向侗族大歌，跨越了地域限制进行文化采风。配乐师朱芸编在录制八支唢呐时，通过空间环绕技术解决了声音嘈杂的问题，最终实现了“层次分明的磅礴感”。这些实践充分体现了创作者“以技术拓展边界，以文化树立灵魂”的创作理念。

　　民族乐器的创新与非遗的视听转译

　　影片开篇“宝莲盛开”的片段，堪称非遗与现代动画完美结合的典范。具有2500年历史的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多声部合唱，它用空灵的吟唱模仿自然之声，再加上金属打击乐的配合，既展现出莲花绽放时的圣洁之感，又寓意着混沌初开时的原始生命力。杨芮不远万里前往贵州，与侗族歌者合作，最终呈现出“明亮而内敛”的独特音色，既保留了非遗的原汁原味，又赋予其超越地域的普世美学价值。

　　朱芸编用高、中、低音组合的八支唢呐，重新构建了哪吒登场的主题音乐，并加入电吉他与交响乐团，将传统乐器原本的“土味”转变为兼具叛逆与神性的视听符号。在天元鼎下沉的场景中，蒙古呼麦的喉音与电子乐、梵音相互交织，通过旋律变奏和多层次的音效设计，营造出一种“邪恶的庄重感”，将物理上的压迫感升华成精神层面的宿命隐喻。

　　申公豹的挽歌式配乐以埙的悲怆音色为核心，再叠加女声合唱与交响乐，不仅强化了他作为“孤勇者”的悲情色彩，还通过音色的反差暗示了角色的复杂性。北海龙王的主题音乐则将巴洛克赋格与二胡相结合，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界限，塑造出一种既狡黠又苍凉的听觉形象。

　　中西元素的极致融合：从技术实验到美学共识

　　为了打破“民乐抒情、西乐叙事”的传统观念，在影片的终极大战中，通过将弦乐与京剧锣鼓点交织在一起，让管乐主导打斗节奏，形成了一种“以东方韵味为核心，西方结构为支撑”的听觉张力。朱芸编利用螺旋上升的三音动机（象征着哪吒与敖丙的逆境抗争），将民族旋律与现代交响乐的逻辑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作曲家阿鲲用合成器模拟出藤蔓生长的科技感音效，与侗族大歌的自然之声形成了一场“原始—未来”的时空对话。在无量仙翁施法的场景中，电子脉冲音与苗族银饰碰撞声的混响设计，不仅延续了《舌尖上的中国》中的“声音可视化”理念，还在听觉层面拓展了神话叙事的更多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如何让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媒介，帮助影视作品走向海外市场，成为文化输出的有力载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数字文明重塑文化记忆的当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创作实践表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并非只是简单地拼凑符号，而是要通过对声音进行时空重构，激活非遗基因中的叙事潜能。当侗族大歌在IMAX影厅中回响，当埙的悲声与合成器的音浪产生共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产动画在技术上的巨大飞跃，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自信的深刻觉醒——让传统之声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这种艺术实践不仅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在跨媒介叙事中，重新构建了中华文化基因的表达方式，使其在数字文明的浩瀚星空中持续发光发热，真正实现“民族的，即世界的”。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