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琰娇

　　从2022年的伦敦西区剧场首演，到经由NTLive转化的高清舞台电影，《初步举证》（Prima Facie）震撼了每一个与它对话的观众。如果说剧场观众感受到的是现场对话与具身痛苦的冲击，那么影院观众在以影像为中介的舞台再现中，则要面对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拷问，即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主演朱迪·科默凭借这部话剧斩获了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戏剧奖项：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同时，这部戏也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一位英国高级法官在观看演出后告诉剧作家苏茜·米勒，自己已经在着手修订强奸案件中法官向陪审团宣读的指引，并将其命名为“初步举证指引”；另一位女性法官则改变了北爱尔兰司法培训规则，要求新任法官在培训期间观看这部剧；英国一些学校也把观看这部剧作为性教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是一部源于现实也拷问着现实的作品。

　　《初步举证》讲述了一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故事，利物浦普通家庭出身的泰莎·恩斯勒凭借自身努力考入剑桥法学院，成为了一名精英刑辩律师，完成了阶层跨越。但这个草根逆袭的传奇故事在一次“约会性侵”中彻底改变了方向——泰莎从被告席的刑辩律师“坠入”了受害者一方。成为受害者让泰莎意识到，原来此前的成功只是源于自己在权力关系中的有利位置，这也意味着她过去有多成功，现在就有多艰难。尽管如此，她还是下定了举证的决心。于是，问题就留给了我们：如果剧情并不复杂，那么难以理解的是什么？

　　成为受害者：映射女性整体遭遇的独角戏

　　在长达109分钟的独角戏中，朱迪·科默全程保持密集的台词输出，同时还独立完成了舞台调度、场景转换及现场换装等高难度环节。但和演技考验相比，这场独角戏更大的挑战还在于——如何借由一个不完美受害者来展现性同意的复杂性。整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境设定：性暴力事件发生在浪漫的私密空间，没有目击者；泰莎和朱利安处于有意愿建立恋爱关系的状态中，也曾有过亲密行为；在性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即使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泰莎也同样在保留证据上犯了很多“错误”。在尝试建立恋爱关系的过程中遭遇性暴力，是这部剧给观众带来的第一个难题，即该如何理解受害者？

　　对于观众来说，完美履行社会角色、严格遵守伦理规范的女性是更容易被共情的，似乎只有无可指摘的创伤才是真正的痛苦，否则暴力事件就是个体行为要承担的后果。而这恰恰是《初步举证》要提醒我们的，共情并不是推进法律建设和性别意识发展的终点，甚至也不是起点。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是如何被建立、实施和隐去的，才是我们要撇去一切认知偏见去直面与理解的。

　　伊藤诗织也曾在经过漫长纠结后决定给自己的纪录片取名为《黑箱》，是为了提醒大家讲述性侵经历之难就在于要挑战双重黑箱：性侵事件现场通常是私密空间，要揭开这个黑箱就会暴露调查取证与公众认知中更为巨大的黑箱。香奈儿·米勒在《知晓我姓名》里详细记述了创伤事件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如施暴者的权力身份、公众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法律系统处理性侵案件的不合理方式，以及自己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等。如果说伊藤诗织借由记者身份反思了黑箱是如何产生的，香奈儿·米勒讲述了经历黑箱的痛苦，那么《初步举证》则是通过演员/受害者的身体，把这个黑箱清晰地、残酷地暴露给每一个观众。

　　在这个意义上，《初步举证》关联起了其他的受害者文学，成为了一部串联起女性整体遭遇的独角戏。在作品上演之后，米勒和科默也的确都收到了许多封观众来信。她们纷纷在信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

　　作为旁观者：来自法律与舆论的双重拷问

　　密集的台词、充满张力的表演，以及对黑箱的残酷拆解给很多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观影压力。也因为如此，即便反复观看，本剧仍有大量细节值得深挖。但在文本自身的阅读难度之外，《初步举证》带来的另一个难题还在于：作为旁观者，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对这部作品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形式上，高密度的独角戏让这部接近两个小时的舞台影像看起来像是一个“普法教育宣讲”；二是内容上，用约会性侵案来讨论性同意边界问题并不合适，容易产生诽谤他人的嫌疑。

　　形式上的争议实际上是高清舞台影像和电影之间的类型冲突。尽管同样是通过大银幕演播，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要召唤的是戏剧观众，后者通常指的是有影像调度并重视完整叙事的剧情电影。当舞台剧被搬进影院之后，观众自然会对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及叙事结果产生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形式上的争议可以算作是观影错位，那么内容上的争议所触及的正是《初步举证》的内核：性暴力事件的评定标准究竟是如何被建构的？泰莎从刑辩律师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也意味着她从掌权者跌落至低位者，其多视角展示了性侵案的艰难——事件可以被讲述，但创伤不能被当作客观证据来解读，且举证的过程还面临着系统性的二次伤害。她们不得不反复辩驳、努力取证、陈述、记录，打破“受害者不会写作”的偏见。而对于两性关系的上位者来说，所有想象中的浪漫亲密行为都有可能被指认为未经同意的伤害，且每个细节都被拆解为可论证的环节，意味着他们也失去了对亲密关系的主导权，从而质疑被诽谤。

　　独角戏的形式某种程度上正是映射了低位者的庭审状态，这是对主创、演员和观众的三重挑战，她必须喋喋不休，我们只能从头到尾“听她说”。作为观众的我们就像是陪审团的一员，反而会生出性侵案旁观者的担心——既然黑箱没有证人，只听你说那该如何判断？这一刻，戏剧与现实成为互文。林垚也曾作文对此做出了清晰回应，他详细地论证了虚假性侵指控、执法偏见和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现象是如何被社会偏见生产出来的。只有理解了偏见背后的权力博弈，只有消除了旁观者的冷漠，才能最终建立起一种所有人受益的公众意识。

　　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依赖法律保护公平，同时也要保障法律本身不失去公平。这既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最大难点，也是《初步举证》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提示——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始终在危机中与法律同行的人。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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