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　青

　　23岁的海明威任职驻巴黎通讯记者，在1922年3月发给《多伦多星报》的特稿里描写了一桩惊动法国政坛的文化事件：黑人作家赫勒·马郎创造历史地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获此奖的非裔作家，他的获奖小说《霸都亚纳》控诉了法国政府在赤道非洲的作为，在法国众议院引发轩然大波。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道：“作家本人并不知道他的作品掀起风暴。他在中非地区为法国政府工作，距离乍得湖有两天的步行路程，那个地方没有电报局也没有电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获得了久负盛名的龚古尔奖。”

　　海明威的说辞带着小说家的夸张和想象，其实，在龚古尔奖消息公布的第三天，作为法属中非政府基层公务员的马郎就收到报喜的电报。之后长久不歇的论战让作家精疲力尽，在给友人的信里他写到，期望文学界对他的支持能让反对者们偃旗息鼓。1924年，年轻的中国作家李劼人在巴黎见到马郎，他被《霸都亚纳》深深吸引，很快译出中文版，他在译后记里盛赞：“马郎不仅是有能力的小说家，并且是爱美的诗人。”现在，马郎的这本《霸都亚纳》被收入“非洲法语文学译丛”，和桑戈尔《阴影之歌》、塞泽尔《还乡笔记》、爱德华·格里桑《裂隙河》、本·杰伦《沙的孩子》、玛丽·恩迪亚耶《三个折不断的女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一起出版。“非洲法语文学译丛”的主编、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袁筱一认为，这套译丛在中国的出版恰逢其时，随着非洲法语文学不再被放逐在法语文学的边缘地带，它的文学价值和写作主题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世界文学的写作新趋势，并且，找到一种全新的阅读和审视世界文学的方式。

　　“非洲”和“法语”的流动边界

　　1853年，塞内加尔的一位混血神父用法语写了近500页的《塞内加尔草图》，这部带有民族志色彩的作品被视为非洲法语文学的萌芽，此后，非洲法语文学很快覆盖了随笔、诗歌、小说和非虚构等体裁。但是在1950年代出版的《七星百科全书》“法语文学卷”中，涉及“非洲法语文学”的内容只有十几页。反而是俄罗斯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1970年代编撰逾50万字的《非洲现代文学》，对现当代非洲的法语文学创作展开详尽描述。袁筱一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两个时间相距很近、但差异巨大的文学史书写事件，这个细节透露出，“非洲法语文学”并非民族和国别文学的产物，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不确定的边界和流散的特质，构成非洲法语文学的最重要属性。

　　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层面，非洲法语文学的“溢出感”是很强的，表现得异质和多元。加勒比海群岛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非洲”，15世纪中叶的奴隶贸易把非洲原住民送到这些岛上。因为法国的殖民统治，北非、西非、印度洋岛屿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分散的地理空间被联系了起来。所以，“非洲法语文学译丛”在地理维度层面涵盖了这四个地区的作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法语地区，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包括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在内的印度洋群岛，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安德列斯群岛和圭亚那。

　　即便“非洲法语文学”的地域范围能廓清，作者们的身份仍然是滑动的。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玛丽·恩迪亚耶反复书写与马格里布地区女性相关的“非洲主题”，但她是在法国出生和长大的。玛丽斯·孔戴从瓜德鲁普到巴黎求学，之后在非洲和美国任教，晚年定居法国，最后回到西印度群岛。最早在法国文坛发出“黑人之声”的马郎，以及在1930年代的法语文学中引领“黑人精神”运动的塞泽尔，都是幼年离开马提尼克岛，在法国求学，马郎客居巴黎直到去世，塞泽尔叶落归根于法兰西堡，但死后移葬巴黎先贤祠。马郎、塞泽尔和孔戴的人生痕迹，几乎汇成同一个象征，演示着非洲法语文学作者们流散的命运，他们在精神上将非洲认作故乡，而他们在写作中反复探讨的历史的真相、身份认同和文化杂糅，又超越了非洲文学和法语文学的范围。

　　“复数”的文学

　　马郎是非洲法语文学的先驱者，而“非洲法语文学”的真正开端是马提尼克诗人塞泽尔以《还乡笔记》，和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以《阴影之歌》发起“黑人精神”运动。非洲法语文学从此拥有了明确的合法性。

　　在黑人创作者群体内部，对“黑人精神”的认知和界定并不统一。出生于马提尼克岛、《裂隙河》的作者爱德华·格里桑敏感地注意到，以加勒比文化为典型，它就是充满冲突和碎片化的。加勒比种植园里含辛茹苦的黑人们来自非洲各地，语言各异，他们早已失去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只保留了语言、传说和习俗的残片。之后，格里桑创造出“克里奥尔性”这个新词，来形容动态的、杂糅的、始终处在变化和生成中的非洲文化。

　　罗伯特·科尔纳凡出版专著《黑非洲法语文学》时，标题里的“文学”用了复数的形式。无法达成共识的观念和写作者的四方流散，非但没有削弱非洲法语文学的生命力，反而在语言的、文化的、地理空间的多重碰撞中产生新的思考，也孕育了复数的文学和复数的历史。

　　非洲法语文学是从“流动”中产生的，一切和移动有关：有主动的侵占，也有被动的流亡和回归，以及无法回归。个体和族群的移动，制造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异乡人”是非洲法语文学永恒的母题。塞泽尔写着：“他们不知远游只知背井离乡/他们越发灵活地卑躬屈膝/他们被驯化/他们被接种了退化堕落……”在法国的黑人是异乡人，回到非洲的法国人也是异乡人，去非洲寻根的加勒比人还是异乡人。《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中的诺拉来到父亲所在的塞内加尔，“讲不清父亲家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她又一次让出租车司机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她感到茫然，她觉得自己是和丈夫一样的异乡人。

　　与身份认同相伴相生的，是对文化传统的辨认，对历史真相的寻找和确认。弗兰茨·法农在《大地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写下：“黑人正在从地球上消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种文化。”非洲法语文学的最重要表达，是在想象中还原出白人视角之外的历史、复数的历史，同时，想象非洲的传统断裂以前可能存在的“共同体”。《裂隙河》里有进步青年的记忆，也有被殖民政府选中的“变节者”的记忆，《霸都亚纳》的力不从心的老酋长的回忆，这些游离在正史之外的无名者的杂音，反抗着欧洲中心视角的历史书写，组成了“复数”的法语文学，也形成了世界文学的“复数”。（柳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