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鸣奋

　　电影评论本质上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在电影生产者、传播者与鉴赏者之间展开，还有主管部门、教育部门、文博部门等相关机构的参与。它与电影创作相伴而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如今正经历人工智能崛起带来的巨大变革。

　　人工智能最初纯粹是作为工具加入围绕电影之对话的，如今它已经获得了助手的地位，并正朝着电影评论家新伙伴的身份转变。对于人类作者来说，承认人工智能是自己的新伙伴，意味着在认识的意义上承认人工智能所给出的意见具备参考价值，在情感的意义上承认人工智能所持的态度值得尊重，在意志的意义上承认人工智能不必完全服从自己的指令。这不仅是指大模型可以帮助人类作者查询资料、列举选题、制订大纲、论证观点、写作初稿乃至于润色终篇，还指人工智能可以对我们所写的电影评论提出批评、切磋琢磨，甚至替代我们对外发表意见(只要我们事先调教出话语风格与自己类似的智能体)。

图片由AI生成

　　在电影评论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是人类作者可以倚重的新伙伴，还是能与人类作者彼此抗衡的新辩手。它不只是重组人类已经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而且可以给出自己的判断与观点，并维护这些判断与观点的正确性。至于它的写作速度，那是人类作者所望尘莫及的。如果同台竞技，人类作者未必总能占上风。即使并非同台竞技，只要人工智能有本事迅速、高效、源源不断地写出有关电影的随笔甚至长篇大论，人类评论家也势必感受到威胁，甚至可能面临下岗的风险。

　　在人类辩论赛中，如果辩手理直气壮地援引各种数据或例证、娓娓道来，即使纯属杜撰，也往往可以形成气场上的优势。不论观众或评委，倘若不是行家里手、深谙内情，很难在现场戳穿其伎俩。由人工智能写作电影评论，其优势主要在于占有大量资料、形成框架结构，问题主要在于并非有感而发、只是遵命行事。用户一旦发出指令，它无论如何都要予以应答，有时就难免没话找话，甚至胡说八道，煞有介事地援引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影片、剧组、节展或文献(所谓“幻觉”)。人类写作电影评论是情感驱动的过程，人工智能写作电影评论则是数据驱动的过程。人类作者有荣誉感和羞耻心，有必须对自己写出的文章负责的意识。人工智能却非如此。因此，当内行的用户指出其观点失当、例证失实时，它虽然可以致歉，但未必因此杜绝信口开河的毛病。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工智能对话必须始终保持某种批判态度，将它的意见当成参考信息，同时避免被它所蒙蔽。这是“挑战新辩手”的含义之一。

　　按照一般的思路，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实力对人类作者构成了挑战。不过，上述问题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人类作者怎样才能写出人工智能所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电影评论？或者说，人类电影评论家如何以人工智能的崛起为契机，在与其博弈的过程中超越自己？这是“挑战新辩手”的含义之二。可能的答案是扬长避短，亦即发挥自己在运用直觉、设身处地、亲历其境、情感代入等方面的优势，提出人工智能所无法企及的创见。还可以选择另外两种做法：在选定某一论题之后，先让人工智能写出草稿，然后力求完全摆脱它的框架和局限，开展新思路，臻于新境界；或者比较多个智能模型对同一问题生成的不同文本，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说欢迎新伙伴重在人机协作的话，那么挑战新辩手则重在人机竞争。不论人工智能可提供的帮助或已造成的威胁，当下其对电影评论家的影响依然相当有限。原因很简单，尽管大语言模型已经可以轻松地读取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脚本，有些多模态大模型也已经可以读取作为图像的绘画，但直接处理音视频(特别是视频)还不是它们所能胜任的工作，更谈不上完整的电影长片。相比之下，电影计量的专门化工具已经可以分析镜头长度、剪辑速度、画面比例等参数，若结合深度学习技术(尤其是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对视频进行场景识别、人物识别、物体检测，若结合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分析视频中的人物表情，若结合自动字幕与文本分析技术可以提取视频中的字幕或语音信息，进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阐述剧情、对话和情感。虽然如此，它们还无法像人类评论家那样本着“知人论世”的宗旨透彻地鉴赏一部具体影片。人工智能所擅长的是“根据数据说话”，所谓“数据”不是影片本身，而是有关影片的各种信息，如镜头信息、票房数据、观众评价等。在传统语境中，倘若原片看不到、看不清或看不懂，电影评论家有些时候只好援引第二手材料，或许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免不了招致“隔靴搔痒”的批评。现阶段让人工智能来写作电影评论，大致就是这个水平。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目前人工智能研发已经形成世界性的热潮，各种算法、模型、平台层出不穷。它们的所长不尽一致，即使你输入有关电影评论写作的同样要求，给出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当然，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情况，亦即人工智能的潜力有待用户通过合适的提示词来挖掘。因此，要论人工智能的实际表现，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笔者所进行的实验而言，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电影评论中，最值得叹赏的是文心一言以《文心雕龙•体性篇》风格撰写的《近年中国电影评析》(2024年7月26日发表于笔者的微信公众号“厦门游于艺”)。它融汇了刘勰这部经典著作言简意赅、条分缕析的长处，又发挥了人工智能经过海量数据训练、了解时下业界基本状况的优点。二者的结合是通过风格迁移实现的。

　　若瞩目将来，必须承认人工智能在电影评论领域作为新伙伴、新辩手的可观前景，因为相关技术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们将面临如何评价基本由人工智能独立制作的影片的问题，也将面临由人工智能作为主创人员介绍拍片心得、替代电影学院教师培训新一代评论家，作为评委遴选电影项目、提拔电影人才、甄别参评电影等应用场景。人工智能一旦成为电影界的舆论机器，它的帮助越大，威胁也越大，在奇点到来之际尤其如此。在此之前，人工智能本身没有自我意识，也不存在基于自身需要的价值判断。因此，它与电影评论家的合作与竞争实际上是在科艺互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科技工作者努力开发更优秀的人工智能，艺术工作者试图通过调教这些人工智能实现自我超越，并给予科技工作者应有的反馈。这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良性循环，但也可能超出当事人的预期，由此逼近如下终极悖论：人类能否创造胜于自己的存在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类智能始终是有局限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人类造出了胜于自己的存在物)，那么人类将以此证明自己莫大的能动性，也因此证明自己前所未有的受动性(可能因此退居历史舞台的后排)。当然，人类智能也许会和人工智能通过脑机接口相互融合，由此创作不一样的电影，写作不一样的电影评论，延续趣味盎然的对话。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