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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危 尉
独角戏这一形式极具先锋性,但也给观众带来一定的观看负担;影片成功揭露了问题,却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因而,想要将影片中的呐喊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或许需要更多既敢于揭露问题,又有能力提出解决办法的文艺作品。
2025年初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在中国乃至全球电影市场掀起惊涛骇浪。与此同时,英国国家剧院现场舞台纪录电影《初步举证》恰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也激起了几圈引人关注的涟漪。
作为首部登陆中国院线的NT Live作品,这部影片以朱迪·科默(Jodie Comer)长达109分钟的独角戏为表演核心,讲述了年轻女孩泰莎,从一名辩护律师变为性侵受害者,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最后在法庭上顽强抗争、寻求正义的故事。影片将女性在英国司法体系中的困境、性同意的模糊边界以及法律程序的冰冷逻辑,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不仅是一场大胆的视听实验,更是对性别与正义的尖锐叩问。
撕裂表象的勇气与艺术
这是一场精神的马拉松。如果把《初步举证》比作一把意在剖解性别与法律病灶的手术刀,那么朱迪·科默的表演就是握住刀柄的手。凭借《杀死伊芙》成名的她,首次挑战独角戏便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在舞台上,她时而正颜厉色、逻辑缜密地进行法庭辩论;时而埋头蜷缩,用颤抖的嗓音复述受害者的屈辱、无助与痛楚。聚光灯下,她的面部肌肉因愤怒而扭曲,目光因彷徨而涣散,泪水与汗水交织滑落,将泰莎从傲慢的精英律师到遭受性侵后破碎的转变,演绎得淋漓尽致。观众仿佛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灵魂的震颤。这不仅是对演技的考验,更是对体力与意志的严苛淬炼。
揭开法律程序中的性别伤疤。影片锋芒直指英国司法体系中的性别偏见。泰莎的遭遇揭示了法律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程序正义遵循“疑罪从无”原则,但在性侵案件里,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常常因缺乏“完美证据”而遭到质疑;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由男性主导构建,其逻辑天然倾向于理性化、去情感化的“客观标准”,女性的痛苦体验因此被边缘化。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质问——“当你说‘不’时,他真的听不懂吗?”,撕开了性同意议题的遮羞布,提醒着观众:法律条文或许中立,但其执行过程中潜藏的性别权利结构,却可能阻碍正义的实现。
一场解构与重建的独白。作为戏剧现场作品,影片采用极简舞台设计,仅靠背景书架、几张桌椅和朱迪·科默的独白,就构建出法庭、律所、卧室、警局等多个场景。这种“去场景化”处理,让观众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台词与表演上,如同置身一叶随波漂流的孤舟,穿越激烈的思想风暴。此外,独幕剧的形式本身也是一种隐喻:当女性试图发声时,往往被困在单一的话语场域中,即便竭力自证,却难以突破现有系统的重重壁垒。
光芒下的阴影
性别对立的简化风险。尽管影片试图通过泰莎的律师身份,强调“法律程序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但部分情节仍被观众解读为对“法律服务于男性”的控诉。例如,泰莎败诉后,法庭上男性凝视的镜头、清一色男性面孔的陪审团,虽然增强了戏剧张力,却也容易陷入性别对立的二元叙事。在现实生活中,性犯罪案件取证困难,较多依赖证人证词,这并非法律制度本身或者法律执行的问题,而是客观现实导致的,这种困境对男女老少都一样。影片未深入探讨法律程序对所有人(男性和女性)的局限,或许是出于上述原因,只聚焦了一个“点”,而没有拓展到“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迎合女性意识崛起风潮和当下欧美社会舆论环境中所谓“政治正确”的嫌疑。
情感密度与观影门槛的失衡。独角戏这一形式极具先锋性,但也给观众带来一定的观看负担。密集的台词、相对单一的场景、高强度的情绪输出,让影片如同一场没有中场休息的庭审。片中对性侵过程的具象描述,在带来强烈冲击力的同时,也可能引发部分观众的心理不适。对于习惯传统叙事节奏的观众而言,这种“信息轰炸”容易让人产生疲惫感,甚至无暇深入探寻影片的主题。试想一下,如果不采用独角戏,而是依靠传统的多人演绎,将部分由台词表现的内容通过眼神交流、肢体动作展现,把一些有声部分转化为无声,是否更能引导观众进行自我思考?独角戏之于这部剧,究竟是赐予了“灵魂”,还是仅仅成为了一个“噱头”,值得进一步探讨。
呐喊之后,路在何方?《初步举证》成功揭露了问题,却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泰莎的败诉是现实主义的写照,然而影片结尾仅让她站在废墟中独白,并未提及制度改良或个体救赎的可能。这种“绝望的清醒”虽真实,却让观众在震撼之余,陷入无力的虚无。如果能在批判中融入一丝希望的火种,或许更能激发积极的社会行动。但不得不说,这确实很难。法律从来都不是绝对公正的,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在公正和效率之间权衡取舍的。苛求“完美证据”与强调证据效力是不同的概念,如果仅依据不完整的证言就能判罪,或许本片中的受害人能得到正义,但必然会引发更多的混乱和不公。
灯塔与战书
《初步举证》并非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它像一座灯塔,映照出法律与性别交织的暗礁;又像是一封战书,质问着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当现实存在系统性不公时,我们能视而不见吗?朱迪·科默的精彩表演、剧作的勇气、议题的尖锐性,为影片赢得了诸多赞誉。然而,若想将影片中的呐喊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或许需要更多既敢于揭露问题,又有能力提出解决办法的文艺作品。(危 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