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山秀水总关情。千百年来，贵州各族人民与山相依偎、与水共流长，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打造了“多彩贵州”的文旅新品牌。一曲侗族大歌，因何激荡人心？一张鼓楼画样，凝结匠心几许？让我们共同聆听多彩贵州的多彩故事。

　　——编 者

　　1959年，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在黔东南“偶遇”侗族大歌，这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让他瞬间倾倒。在古朴华丽的和声中，他意识到：西方音乐界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复调音乐，原来是一个巨大偏见和误解！“看来，世界音乐教科书要改写了。”他说。

　　在贵州侗族大歌传承保护发展百村歌唱大赛上，一支少年侗歌队演唱侗族大歌。吴德军摄（人民视觉）

　　当中国人开始积极学习和运用西洋和声艺术，曾一度遭遇尴尬：西方音乐有7个音阶，中国音乐的旋律多为五声调式，西式和声无法适应中国传统旋律。由于这个缘故，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尝试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运用西洋和声嫁接出中国式的和声音乐。在国际上，中国没有复调音乐的说法被彻底扭转，已至20世纪80年代。

　　郑律成将自己对于侗族大歌的感言告知法国音乐学家路易·当德莱尔。1986年，这位以研究民族音乐著称的法国学者向侗族大歌发出邀请，于是，黎平县9位侗族女孩登上了这一年巴黎金秋艺术节的舞台。一曲《蝉之歌》，让台下发出惊叹，重复演唱5次，谢幕多达30多次，掌声长达10多分钟。外国观众惊呼看到了“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此次演出被认为是世界音乐界对中国音乐史的一次重大发现。

　　中国本土的复调音乐远不止侗族大歌。苗族、壮族、哈尼族、瑶族、毛南族等，广泛拥有和声歌唱形式。比如，哈尼族“开秧门”仪式的插秧调，具有多声部特点，研究者在其繁复的歌阵中采录到8个声部的复调，引起国内音乐界的震动。2001年，《哈尼族民歌八声部复音唱》被收录于英国《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被评价“极为罕见，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又如，新疆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也是复调音乐，每个声部都有独立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和声形成丰富的音乐层次。此外，传统戏曲、曲艺音乐和江南丝竹等，也都被发现包含大量的复调音乐形态。

　　在对包括侗族大歌在内的民间音乐研究中，中西“和声”概念的差异逐渐明晰，中国本土复调音乐自身的知识谱系也被逐渐勾勒出来。如果说西洋和声主要是中世纪宗教活动推动的产物，强调多种乐器在精准乐谱控制下的理性和严谨，那么中国少数民族复调音乐在总体上则折射着中华文明的自然生态观与社会观，表现出对天人合一、社会和谐、感性意境的浪漫追求。侗族大歌无伴奏、无指挥，但精准度不亚于西方严谨的和声，其达成完美和谐的底层逻辑，是侗族对于秩序社会与集体意识的深刻追求。

　　研究者发现，侗族大歌的整体音域在9度之内，这是所有人在正常状态下都可以演唱的音域，也是侗族“全民歌唱”的前提条件。众低独高的演唱形式，提供着凝聚人心的深刻力量。研究者还发现，侗族大歌的流行地与鼓楼文化分布地高度重合。除了作为聚合群体的仪式空间，鼓楼还提供了侗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由于侗族古代没有文字，侗族创造出以音乐为载体的文化传承体系，因此，在侗族无人不歌、无处不歌、无事不歌的背后，其实是以歌代文、以歌传文的文化传承模式。

　　《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又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中原传统音乐文化起源于对“道”的深刻哲思，将“乐”理解为蕴含天地玄机、体现宇宙和谐秩序的产物，因此有了“礼”“乐”的关联。我们看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体现着“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追求，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复调音乐提供了一个深刻印证。研究者深入侗族大歌，发现大歌的和声多半来自对于大自然和声的模拟，是对百鸟和鸣、流水潺潺、林涛声声的妙趣和声的理悟与借取。与此同时，侗族大歌庄严宏大的仪式化色彩，也正是对礼乐教化内在精神的暗合。

　　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中华大地上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中孕育生长的各民族音乐文化，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上的千枝万叶、绮丽百花，既各吐芳华，又互映神采。

　　今年初，侗族大歌出现在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空灵悠远的蝉鸣腔与东方神话的磅礴奇幻完美契合，成就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

　　（作者郑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