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戏曲兴衰，剧本为要；一剧之本，首在立人。当“剧本荒”成为行业痛点，当传统戏曲在现代审美浪潮中面临“如何扎根”“怎样存续”的转型之问，基层实践中涌现的创新经验正成为破局的关键。如何让“一剧之本”真正立得住、传得开？如何以“人”的培育激活戏曲生态的源头活水？本期聚焦“盐城现象”“罗周现象”及福建、贵州等地的创作实践，尝试在基层探索中寻找答案。这些实践直面“人从哪里来”“戏往何处去”的核心命题，既展现政策扶持下编剧群体的主动作为，也揭示地域文化土壤对戏曲创新的滋养作用。

　　作者：王　馗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专设“支持戏曲剧本创作”条款，推出戏曲剧本孵化计划、“三个一批”优秀戏曲剧本创作扶持、国家艺术基金加大对优秀戏曲剧本创作扶持力度等重要举措。此后，文旅部持续推进“戏曲振兴工程”，除落实上述政策外，还通过举办戏曲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高级研修班，对包括编剧在内的戏曲专业人才开展集中研修；同时相继出台《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工作方案》《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实施方案》，以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全国舞台艺术优秀节目创作扶持计划”“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等项目，全方位提升舞台艺术创作水平。一系列戏曲创作规划持续推进，旨在推动舞台剧目的精品化创作，其核心则围绕编剧人才培养与优秀剧本打造展开。

越剧《织造府》剧照

　　上述工作已经能够看到比较具体的成效，在实践过程中，戏曲创作的一般性规律也愈发凸显。戏曲创作向来强调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的核心地位——它既是文学文本，也是舞台创作的根本依据与基石。虽然剧本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但在舞台艺术创作中，需要经过二度创作（导演、作曲等）、三度创作（演员表演）群体的反复打磨、调整与优化。最终成型的戏曲剧本，实则凝聚了编剧、导演、演员、作曲、舞美，乃至评论者、观众等多元主体的集体智慧与艺术经验。此外，文艺主管部门、剧目制作机构等相关群体在创作流程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深刻影响着戏曲作品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在舞台艺术创作过程中，“人”的因素必然会显著作用于剧本的题材选择、思想表达、情节架构、人物塑造等维度。近年来，剧目创作在题材导向上出现明显失衡，主题创作暴露出诸多问题：高产低质、题材单一、情节模式化、风格同质化等现象，严重制约了舞台艺术的创作水准，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人”的因素紧密相连。“剧本荒”的感慨频频出现，折射出各界对优质剧本匮乏的深切忧虑，也凸显出“人”的因素对戏曲创作根基的深远影响。

　　事实上，“一剧之本”还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即编剧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这个“本”的核心是人，是舞台艺术的根本。元代戏曲家钟嗣成在编撰《录鬼簿》时，对“高才博识”“刻意词章”的剧作家予以特殊界定，彰显出编剧这一文学群体独立的创作立场。

　　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文备众体、独彰剧诗，既摹写物情又体贴人理的独特本体要求。优秀的戏曲创作必须依托编剧的文史学识、才情艺能、生活阅历等综合素养与创造能力。换言之，编剧的创作主体性正是戏曲作为“人学”在艺术与文学层面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力。优质剧本的短期集中涌现，离不开对编剧群体的长期培养。若缺乏对编剧群体的培育与支持，无法保障编剧个性化的独立创作，便难以实现优秀作品的持续产出。当然，与创作相关的院团、艺术家及主创团队，同样需要经历这样长期的培育过程。

　　当代剧坛曾经在湖南、福建、东北等很多地区，出现过颇具影响力的剧作家群体，很多代表性戏曲院团亦培养过卓有建树的剧作家，他们为戏曲创作的繁荣奉献了大量精品力作。当前戏曲实践中涌现的一些区域现象，为戏曲编剧人才培养和优秀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盐城现象”的繁荣密码

　　“盐城现象”是由江苏盐城的编剧群体创造的艺术现象。从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时间里，盐城地区涌现出了姜邦彦、冯国才、陈明、徐新华、袁连成、杨蓉等几代数十位编剧，他们创作的《打碗记》《奇婚记》《鸡毛蒜皮》《十品村官》《小镇》《小城》《留守村长留守鹅》《青衣》等众多作品在国内享有盛誉。“盐城现象”一则以苏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淮剧作为依托，长期的剧目创新不断地推进着淮剧的艺术成长，让淮剧能够驾驭更加丰富的生活内容，并多次实现艺术突破。一则以现代戏、现实题材创作为其主体，在保持地域乡土审美的基础上，喜剧、悲剧、正剧不拘，对农村题材、现代生活进行多元的风格塑造，长期的现代戏创作带来了丰富的舞台艺术积累和成熟的创作经验。一则扎根基层院团，大戏、小戏不拘，借助剧目创作来夯实基层的编、导、演等主创力量，不但让基层葆有高水准的创作演出，而且将影响力延伸到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其他剧种。

　　“盐城现象”的出现得益于盐城这个地级市良性有序的戏曲生态，也借助编剧的整体创作来反哺戏曲生态。编剧队伍连续40多年的稳定建设，其背后则是对于编剧人才和戏曲工作稳定的机制保障。盐城市9个市县区的文广旅系统，均设有剧目工作室和编剧岗位，以此对“一剧之本”的“人”有了明确的职业保障，层级化地推进着艺术生产和戏剧创作。同时，借助市级评奖机制和展演机制，推动新创作品艺术提升：江苏省淮剧艺术节、盐城市“五个一工程”奖、盐城市政府文艺奖等活动，以及“盐城市新创剧目调演”“金菊杯”小戏、小品征文评奖活动、“盐城市新剧本奖”等，一个地级市稳定地通过这些活动，推出了优秀作品，也推出了优秀编剧。

　　此外，盐城编剧群体共同形成创作交流机制，尤其如每年一度的“盐城市新剧本奖”在举办之前，会按季度进行全市戏剧创作题材规划会、新剧本通稿会，近年来又拓展出剧本推介会，用完善的创作过程实现剧本质量的提升和编剧队伍的共同成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盐城戏剧创作始终与省内外文化管理、创作评论机构保持联系，让盐城作家走出省市，扩大创作影响。同时吸引国内优势的戏剧资源和优秀主创，提升本市戏剧水平。

　　“罗周现象”背后的江苏戏曲新生态

　　近年来，江苏省戏曲创作继“盐城现象”之后，又涌现出“罗周现象”。罗周作为当前戏曲界最负盛名的青年编剧，2007年进入江苏省原文化厅剧目工作室工作，自2010年起的15年间，其创作呈现井喷状态，至今已完成近150部剧作，其中超110部成功上演。这些作品以戏曲为主，多在各级评奖中脱颖而出，显著提升了众多剧种、剧院及演员的艺术影响力。作为领军创作者与管理者，罗周于2019年主持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以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带动并培育出一支实力强劲的中青年戏曲编剧队伍。

　　“罗周现象”展现了江苏戏曲创作的新格局：以罗周的优秀创作实践为示范，其艺术理念广泛辐射全省中青年专业编剧群体。全省50岁以下编剧近50人，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95%，主要来自各地剧目工作室、创作研究机构和文艺院团，创作风格成熟多元。仅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青年编剧承担的江苏省级和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剧作就超30部。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通过整合资源，构建起全链条培养体系：以“江苏戏剧讲坛”为平台，邀请全国专家开展理论辅导；依托“新剧本征选”“重点题材剧目创作辅导”等活动，组织专家一对一指导，从选题构思到剧本成型全程把关；借助“紫金戏剧文学剧本扶持计划”等评奖展演平台，举办作品交流辅导会，推动获奖剧本落地舞台。

　　从“罗周现象”及其凝聚的江苏中青年编剧群体可见：罗周的创作实践与艺术追求为全省编剧树立标杆，集体研修机制促使中青年编剧深度参与剧种创作，激活了个体表达与戏曲艺术的联动。同时，江苏文化主管部门长期的政策引导与基础建设，如省市县多层级剧目工作室的设置、常态化戏剧展演平台的搭建，以及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出台的扶持政策，共同构建起戏曲创作的优质生态，为编剧队伍的整体成长提供了坚实保障。

　　戏曲创作“地方经验”的区域实践路径

　　“盐城现象”“罗周现象”所展现的创作经验，各有侧重却又彼此呼应，是地方文化主管部门依托政策与体制机制扶持戏曲艺术，同时编剧群体自主维护职业尊严、合力开创戏曲发展良好局面的重要实践，更是江苏省社会各界共同构建良性戏曲生态的艺术范例。这些经验对于切实推进戏曲人才培养、实现优秀剧目创作，无疑具有显著的示范价值。

　　事实上，在当前各地的创作实践中，还有不少成功探索。例如，福建戏曲创作领域以编剧群体组成的“武夷剧社”闻名，如今更借助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在戏曲创作研究方面的优势资源，持续弘扬福建戏曲创作的地域风格与古典品格。在此过程中，福建老中青编剧群体传承有序，并通过《双蝶扇》《踏伞行》《保婴记》《谷文昌》《生命》《侨批》《画网巾先生》等众多剧种的优秀作品，集中彰显了“闽派戏曲”的雄厚实力。再如，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等创作研究机构，同样通过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凝聚省域内编剧力量，将戏曲创作深度融入地方剧种与剧团建设之中。

　　这些经验充分印证了“一剧之本”对戏曲创作的关键意义。无论是编剧人才的系统培养、作品的精心打磨，还是政府与文化主管部门为营造良性创作环境所做的基础性工作，都是推动戏曲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