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培松

　　在当代散文创作的版图中，贾梦玮以其《红颜》《南都》《往日情感》三部散文集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其中，《往日情感》中的《摇篮》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我阅读体验中最难忘的篇章。或许是因为我同样拥有一位饱经苦难的母亲，我对文中展现的母性创伤有着特殊的共鸣。贾梦玮在这篇散文中，以近乎残酷的诚实记录了一个被三次转送的母亲形象，这种被遗弃的没有“人”的权利的创伤记忆，铸成了他的精神世界最初的蚀痕，母亲的遭遇把追求“人”的权利刻骨铭心地植入他的灵魂，成了他文学创作最深层的动力源泉和永恒的追求。《摇篮》揭开了贾梦玮的散文的心灵密码，他的《红颜》就是为母亲们追求“人”的权利的呐喊!

　　贾梦玮对母亲被遗弃的感觉，绝非布尔乔亚式的忧郁，而是一个农家子弟面对生存威胁时最真切的体验。人世间最痛的莫过于骨肉分离，而这种痛苦却反复降临在他母亲身上。正是这位苦难的失去“人”的权利的母亲，是贾梦玮人生的第一精神导师。细读《往日情感》中的其他篇章，我们会发现，这位农家子弟的青少年时期，始终处于生存的悬崖边缘，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地寻找精神出路，每一个脚印都浸透着血痕。初中辍学的命运判决，本该将他永远禁锢在土地的轮回中，但是他有梦，为了实现梦，他必须读书，于是自己建造了一个“书斋”，在《书斋，总是有的》里描写了他的“书斋”，那是“在家里谷仓的一角，我劈出一块，摞起两面半高的砖墙，然后在上面搁一块木板，一张书桌便大功告成”，这就是他的“书斋”。在这个谷仓里的“书斋”中，作者夏天“将双腿浸在水中，既可以降温又可以防止蚊虫的侵扰”，冬天让猫睡在膝头取暖，以此苦读。所读的书，“在偏僻的农村，要借一本像样的书都是很困难的。我只好去做临时工，干苦力，每天挣一块多钱；待攒下一些钱后，就去新华书店买几本自己想要的书……新华书店离家70多里地，骑自行车来回要6个小时。书买回来后就是一个个深更半夜的苦读”。这一谷仓里的“书斋”，成了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具震撼力的“学校”。他将省下的每一分饭钱化作远方的书籍，这是对知识近乎偏执的虔诚和神圣。在当今凭借指尖滑动就能获取海量信息的时代，阅读的便利反而消解了知识的神圣性。这种用生命兑换的阅读经验，让他的文字始终保持着痛觉神经的敏锐。贾梦玮的散文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描写近乎宗教苦修的知识获取方式，让他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带着生命的痛感与重量。

　　贾梦玮的散文创作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盛的文化散文，是以“我”的历史开启了文化散文的存在。它的兴旺，意想不到的是竟激发了一场文化误会，写历史渐渐“以私为中心”，最终蜕变为“私”的狂欢，到90年代末，文化散文渐渐式微。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贾梦玮的历史文化散文《红颜》登场了，他以“我”的历史开始了一个人的文化散文的旅行。

　　贾梦玮的《红颜》把镜头投向了历代的后宫。写尽了宫怨，宫妒，宫斗……《红颜》成了封建王朝的“后宫”博物馆。在笔者看来，他如此专注地关心女性的“人”的权利，和他母亲的三次被遗弃的惨痛经历有着内在的情感逻辑。当他进入历代后宫时，残酷的事实告诉他，妇女在皇权专制中，“人”的权利和生命最脆弱，最易被践踏。他想借“红颜”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兴趣，对“人”的兴趣。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的衰落，恰恰正是作家们对“生命”和“人”的漠视。贾梦玮正是要缔建一个世界，并且要把我们驱入这个世界。对于这一点，散文创作常常使人误会，以为抒写一点自己情感就是散文终极目标。笔者认为，真正的散文应该缔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精神的。缔建世界，需要作者有格局，格局也是精神。精神是“我”，“我”就是历史。贾梦玮的“我”的历史意识的精神指向很明确：反封建王权专制，追求“人”的权利，捍卫生命的权利。这是需要有掀桌子的无畏的勇气。在《红颜》中的许多篇章，如《江山美人》，《“祸水‘之’水”》，《汝欲何为》等，作者和封建王朝专制势不两立，以决战的气概，写尽了后宫的精神创伤和各种苦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公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权利被践踏，“祸”在专制，疾呼：“专制制度乃是‘祸水’之源”，“在专制权力面前，男女一样会失去人性”。《红颜》是讨伐封建王朝专制的檄文，他要对封建皇朝专制的铁屋子爆破，这种近乎浪漫的讨伐，使我想到了堂吉诃德。或许贾梦玮还有一个企图，想用他的大格局写作，使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成为“我”的历史。笔者认为，从古到今，在所有记录描写历史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历史就是“我”，“我”就是历史。在这面镜子里，照射出形形色色的“我”与“他”。贾梦玮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宣告，“我”回来了！“我”在！贾梦玮的文化散文的真正价值是具有精神格局的“我”的历史的复活。充满激情的“我”的历史的复活，给式微的文化散文注入活水，从而重现春色，这样的企图，也是一种浪漫。这正是我们讨论贾梦玮的散文的意义所在。

　　在贾梦玮反封建王权专制和追求“人”的权利的独立的大格局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他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探索， 《往日情感》中的《此岸》，《南都》中的《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和《出入栖霞》为代表的三篇散文，皆是作者做的“心”上的文章，展示的是他的文化心理的养心之作。笔者认为，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探索，是追求“人”的权利的独立的拓展和必然，也是作者散文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支柱。贾梦玮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探索，都把它置放到一对具有对立意义的命题中思考，“此岸”与“彼岸”（《此岸》），“屠杀”与“慈悲”(《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进”与“退”（《出入栖霞》）。这些命题显示了当下社会的人生纠结，信仰的向往和精神的诉求。正如象征主义先驱梅特林克所说，“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在我所感知的世界里，而在于目不能见，耳不能闻，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贾梦玮的散文，正是努力想探索“目不能见、耳不能闻，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此岸》中出现的三对人物：法国阿维尼翁的修道院修女与送面包的青年，南京兜率寺里跪在佛像前的母亲和已经剃度出家的七八岁的儿子，江西葛仙山的年轻道士和他在电话中企求来看他的女友，似乎是目能见、耳能闻的当下，但是传递给我们的感觉是在“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神秘之国中的意象明亮却又神秘，那就是“此岸”的“人”与“彼岸”的“人”。作者的重点显然在“彼岸”的“人”：修女没有言语，行动决绝，但是她手拿着男青年送的面包；小和尚没有言语，却有行动，听从母亲指令关窗；年轻道士有声有色，满面泪水，发出了对女友的深情呼唤。这些画面，没有答案，却有想象，都让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和作者一起神思恍惚，“此岸”的“人”与“彼岸”的“人”生命连接存在何处？“彼岸”中的“人”又“在”哪里？这些恍惚激发了文章的无限，无限就是散文的“味”。读多了当今乏味的散文，就知道贾梦玮散文的可贵。读完“此岸”，我也恍惚，我能到“彼岸”吗？“彼岸”中的“人”在“彼岸”乎？而“彼岸”又在何方？

　　可以和《此岸》称为姐妹篇的是《南都》中的《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和《出入栖霞》。它们和《红颜》散文集中追求的“人”的权利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是从李鸿章创办的制造杀人武器的金陵机器局起笔，金陵机器局原址恰恰是历史上多个佛教寺庙如大报恩寺的遗址。“一面是入世的战争，另一面是出世的宗教”。后来金陵机器局又经历了国民党时的金陵兵工厂，到共产党接管后的“军械总厂”，到“国营307厂”，到举世闻名的佛像制造企业“国营晨光机械厂”和“晨光集团公司”的变迁，画出了一条轮回的轨迹：“佛寺的废墟上建兵工厂，军工企业铸制佛像，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轮回？”“晨光集团公司”的前世今生的变迁，变来变去可以简化到“屠杀”与“慈悲”的轮回。作为“晨光集团公司”，是有形的存在，它的产品的变化也是有形的存在，但是它画出的轨迹却是无形的，这种神秘的无形的抽象恰恰是人生的一种折射，人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晨光集团公司”却作出了另一种回答，即使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来解释，也难以圆满。它给读者又一次制造了“此岸”与“彼岸”的无限的宗教式的恍惚。

　　相比之下，《出入栖霞》要理性一点。它开宗明义就提出：“世间大概没有哪国人像中国人这样纠结于‘进’‘退’与‘出’‘入’之间”。事实上，“进”与“退”可以囊括人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精神向度。作者把这样一个重大的哲学，宗教和人生的命题，交给了栖霞山。文章从栖霞高僧明僧绍写到名妓李香君，写到近代的高僧宗仰上人，作者统统是以入世的精神，给予赞美。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后作者提出人的进退“最高的境界，大概是‘不进不退’”。并以玉泉昙懿禅师的话语作注释：“进一步则乾坤震动，退一步则草偃风行。且道不进不退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读到这里，我感到有些意外。和他在《红颜》中那些充满血性味的文章相比，“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追求，难以进入《红颜》铸造的精神大厦。昙懿禅师曾和宗杲禅师发生了一场关于柱杖的辩论，“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是他受到宗杲禅师锤炼的开悟，这也是他的超凡脱俗的一种追求。但是对于手持长剑，慷慨高歌的《红颜》作者，“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应该是他的奢侈的梦想了！

　　贾梦玮的散文创作有着独特的叙事策略。他常常从远处着笔，娓娓道来，如同举着温热的火把引导读者前行，却在某个节点突然燃起熊熊烈火，将读者卷入思想的熊熊烈火之中。我称这种创作策略为“引火烧身”。在《红颜》的首篇《此情脉脉——说宫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从故宫中轴线起笔，通过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班婕妤的《怨歌行》等经典宫怨作品，构建起一条抒写古代宫怨的艺术长廊。正当读者沉浸在对宫女命运的同情时，作者笔锋陡转：“流传下来的‘宫怨’作品大多为文人仿作”，“‘宫怨’之作也都出自为‘臣’或曾经为‘臣’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一转折犹如烈火骤起，直指中国文人与宫女在精神处境上的同构性，得出“仕（士）不过是皇上的‘妾’”这一振聋发聩的结论。通过对李白“谪仙”变“谪臣”的剖析，更是将宫怨主题提升到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我们”被卷进了“我”的历史所燃起的熊熊烈火之中了。“引火烧身”不是“卒章显志”的翻版，而是生命涌动的喷发。

　　正如里尔克所言，“艺术作品永远是孤独的，绝非评论可及，唯有爱能拥抱它，了解它，珍惜它”。贾梦玮的散文创作，正是这样一份需要用心灵去拥抱的孤独礼物。他对范仲淹的呼唤与追念，实际上是对士人精神的当代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贾梦玮完成了他关于苦难、尊严与自由的书写，而每一位读者，都将被他的生命之火点燃，成为这场精神之旅的同路人。这或许就是文学最珍贵的馈赠——在孤独的创作与用心的阅读之间，建立起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