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明明 李芳

　　在数字媒介蓬勃发展的当下，“国潮热”正以创新姿态深入当代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从博物馆文创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推广，到楚简文化借字舞走进校园美育；从舞蹈、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演绎，从话剧、京剧对传统程式的解构与传承，国风浪潮的兴起不仅依托现代技术实现传统美学的数字化转型，更得益于对中国古典文论的传承与创新。“文气说”“意境说”“情感说”等古典文论元素在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延续了文艺观念的民族特质，彰显了中华美学的精神内核。当代文艺创作以“旧元素新表达”为理念，融合跨媒介艺术形式与传统文论思想与观念，推动中华文化符号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为丰富当代文艺美学内涵提供了强大动能。

　　气韵论：当代文艺风骨的传承创新

　　中国古典文论素来注重气韵所在。“气”之所源，主要在文人之气与文体之气，“气”的本质从人的精神品格延伸为作品的气韵风骨。先秦时期儒家圣贤孟子最早提出“知言养气”说，意为君子之道取自于天地之间，养成浩然之正气。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进而引申出：“文以气为主”，强调文艺创作与作者精神气质的交互融合。南北朝时期刘勰就《文心雕龙》论及：“情与气偕，辞共体并”，认为情辞并重才能体现文气风骨。钟嵘在《诗品序》中进一步阐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意在阐释气取自于万物之间，经人的感知形成于创作之中。因此“气”的本质经过“物化”与“人化”，引申为文艺创作的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都讲究内在之气与外在之韵，盛唐诗圣杜甫作诗讲究“元气淋漓”，中唐文豪韩愈论文崇尚“才学盛气”，南朝名家谢赫绘画将“气韵生动”视为六法之中的首当要义。若无“气韵”，文艺创作仿佛失去灵魂，如一潭死水，了无生机。

　　近年来，当代文艺创作秉承传统文论的气韵之脉，融合现代媒介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一部部活灵活现、深入人心、好评如潮的当代精品佳作。从作品的内在肌理到外在形式，从人物塑造到文本编创，“气”之风骨贯穿始末。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推出大型历史话剧《屈原》，以三维动态投影重构楚地的山水人文，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精神求索与数字帛书复现的楚辞韵律形成共鸣，使忠贞气节穿越千年传世激荡。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运用AI技术将苏轼的墨宝化为流动的舞蹈轨迹，配合全息纱幕营造宋韵山水，让“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文人风骨在沉浸式空间中升华为视听诗篇。热播电影《长安三万里》由CGI技术复原盛唐气象，运用XR扩展现实技术突破次元壁，诠释诗仙李白诗酒人生的豪迈之气与名臣高适大器晚成的奋进之气，让历史人物的精神气韵在观众心中激荡回响。以数字媒介重构文化基因的创作范式，既激活了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命力，更构建起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技术美学的对话空间，为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审美范式。

　　数字媒介时代，气韵论的当代阐释强化了创作者的主体性，更突出文艺作品的精神品格。它不仅在技术编码中传承了形神合一的文化基因，更以跨媒介的艺术形式拓展了传统文艺的边界。这种转化不仅使传统的审美经验获得当代阐发，更推动文艺作品摆脱工具理性的支配转向精神品格的建构，在技术迭代、文艺泛化的潮流中坚守人文关怀的创作底色。

　　意境论：当代文艺诗性的赓续与拓展

　　中国古典文论讲求意境之美，意境论源起于诗歌，强调意象与意境的融合。先秦时期，《易传》中提出“立象尽意”的观念，可谓“意境说”的萌芽。道家老庄以道论境，推崇道法自然。道在自然之中，在有无与虚实之间。老子的《道德经》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由象生境，可见自然意境的浩瀚磅礴。意境在庄子的《逍遥游》中为“物之初”，由此“乘天地之正，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即自然之境在天地之间，在神思之外。唐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阐释诗文创作应：“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即文章之妙在虚实之间的意境留白，在意象之外与旨趣之上的超然探索。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道明：“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诗歌之境由诗人情性而生，并融注于诗歌创作的空间想象。清末王国维基于前人经验全面论述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词意境包含三层含义，一为情景交融，二讲崇真至尚，三谓字斟句酌。同时从虚实结合出发阐述作品意境的创作方法，提出“造境”与“写境”，“有我”与“无我”之境的创作理念。

　　当代文艺创作遵从意境美学传统，打造出许多极具东方美学审美范式的作品。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现代媒介技术融汇诗、画、音、舞的综合艺术形态，以虚实相生的意境手法融汇历史与现实，以“青绿”写意还原宋代舞蹈“青绿腰”，以“青绿”之笔造景宋代文人山水画，传达传统文人至真至尚的精神意境。民族舞剧《红楼梦》从舞台设计的科技重构与时空并置的场景应用营造命运凄离的悲剧意境。舞蹈《洛神水赋》以水下奇观演绎洛神风貌，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飞天舞姿再现千年古韵的空灵意境。舞蹈《唐宫夜宴》采用5G与AR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结合，再现盛唐时期海纳百川的文化意境。舞剧《咏春》以地域文化为脉，以舞释武，通过光影视觉的现代技术传达中华武术刚柔并济、兼收并蓄的生命意境。

　　意境论凭借虚实相生的艺术张力和由境悟道的文化高度，在当代文艺实践中通过数字媒介的形态创新、艺术审美的技术拓展与跨文化交流的传播推广，实现了从艺术本体的范式再生产转向文化价值的主体性重构，为全球化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话语体系开辟了由技入道的创新维度，在诗性空间的现代融合中实现东方美学的当代转译。

　　情感论：当代文艺创作的情本溯源

　　中国古典文论素来重视情感论的传统，并经历了由“言志”转向“缘情”的过程。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与《尚书·尧典》就曾提出“诗言志”的论调，强调诗歌之旨重在传达诗人的思想、抱负与志向。《乐记》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强调诗、乐、舞皆发自于内心情感。汉代《毛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一步推动了情志论的统一；同时针对诗歌之源《诗经》提出了“六义说”，“风雅颂赋比兴”当中“兴”的创作手法专指诗歌感物言志的情感抒发。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谈及：“诗缘情而依靡，赋体物而浏亮”，意在明确诗歌创作中抒情性的重要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强调作者应以情构思，以情属文。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自然英旨”之说，一指诗歌以抒情为主，情感至真；二指以“直寻”为径，写景抒情。同时，钟嵘重释“诗有三义”，通过“比”和“赋”来强化诗歌抒情言志的审美特征。古往今来，中国文人艺士素以情为重论诗作画，引舞奏乐。以此抒发个体之情与家国之怀。李白题《静夜思》倾诉思乡之切，王维借《红豆》传递相思之情，屈原以《离骚》抒发爱国情怀，岳飞写《满江红》抒发报国之志。一曲《高山流水》鸣奏知音相惜之情，一画《富春山居图》尽显人生淡泊之意。

　　当代文艺创作立足传统情本论，深入现实生活，借助数字媒介的多元形式展现当代情感。影视作品《繁花》《中国合伙人》运用蒙太奇手法展开平行空间叙事，刻画时代洪流下个体追逐梦想、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三体》《流浪地球》通过动态粒子建模与数据洪流视觉化构设宇宙危机，赞颂当代科学家在人类灾难的危亡之际，以敬业奉献的责任担当，书写民族大义的情感诗篇。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运用动态捕捉技术与全息投影复现红色电波的舞台效果，舞者肢体轨迹转化为摩尔斯密码光影，让革命情感在数字符码中焕发新生。舞蹈《我要回家》以数字化建模与多维空间叙事，将沉睡千年的国宝文物活化为流淌乡愁的情感符号。大型历史真人秀系列节目《国家宝藏》《舞千年》《诗画中国》运用时空折叠技术，撷取绵延千年的国粹精华，以历史场景的传神复现唤醒民族自信的文化情感。

　　在新媒介文艺时代，情感论捍卫了创作的真实性和艺术的伦理性，提升了公众审美。情本论的溯源有助于加强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度，引发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有效抵抗技术理性的反向吞噬，瓦解消费主义的符号陷阱，捍卫艺术伦理的本体使命。文艺作品的情感启蒙，有利于培养接受者对历史真实、生活现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判断力，提升大众文艺鉴赏的审美水平。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在场与转化，为加强当代文艺创作的思想深度、艺术品格与审美标准注入能量，丰盈了传统与现代的文艺精神对话。在传承与创新中，当代文艺的创作生命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感与文化的使命感，未来将以更加饱满的文艺之象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与灿烂文明。

　　（作者韩明明系武汉体育学院艺术学院讲师，李芳系武汉体育学院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