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福 徐 晨

　　时间长河奔流不息，生命如星明灭轮转。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范俭继《活着》《十年：吾儿勿忘》等作品后，再次推出震后重生纪录片《两个星球》。这不仅仅是一部记录灾难的影像档案，更像是一首聚焦灾后精神重建、叩问生命意义的诗歌。电影将镜头对准2008年汶川地震中失去独生女儿的两个家庭，他们寄希望于养育一个新的生命抚慰伤痛，却又将伤痛记忆带给了新生命。影片从影像诗学、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与生命价值的深层探索三个维度，彰显纪录片对创伤的疗愈功能，并最终指向“与创伤共存”的生存智慧。

　　诗意表达：意象隐喻与时空裂变

　　大卫·波德维尔创建了电影诗学的概念，强调将画面与诗意表达融合交汇，创造出散文诗般的影像特质。不同于以往地震纪录片冷静、克制的纪实性叙事，《两个星球》以诗意化结构抒写真实且具生命力的故事。

　　诗意体现在源源不断的意象隐喻中。英文版片名并未选择英文直译，而是以“after the rain”体现情景氛围和具身化的饱满情感。灾难的暴风骤雨后，人类心中的瓢泼大雨能否停歇？影片以“雨”这一意象为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物理空间与心理时间。“洪水、雨水与河流”作为意象反复出现，既是灾难具象化的隐喻，又是名叫“雨”“川”的孩子们的象征，也是受灾亲人内心中看不见的哀悼之雨。时光之河缓缓流淌，河水中氤氲升腾着水汽，未来生活也如这流动多变的水一般具有不确定性。

　　另外，洋娃娃和奥特曼玩具也隐喻着性别差异和新生命的身份认同危机。叶红梅与祝俊生的8岁女儿在地震中丧生，期待再生个女儿弥补内心缺憾，却迎来了儿子川川的降生。父母将洋娃娃作为自己追思亡女的情感载体，亦为“震后一代”的新生儿川川与父母的代际矛盾埋下伏笔。

　　时空建构的诗意化体现在对画幅、镜头、色彩与原生音质的极致追求中。该片采用了3种画幅比例：地震监控画面与手机影像的比例为4:3，所引用的《活着》的影像素材是摄录一体机拍摄的16:9的画面比例，而2017年后新拍内容的画幅为2.39:1。银幕比例渐宽的走向是时间长河推进的主观性表达。

　　空间与色彩相交织的诗意品格，则体现在片中另一个失独家庭的故事中：游哥与高姐在大女儿丧生后，把自小托养在外的小女儿冉冉接回了家。冉冉爷爷去世后，逝者的画面处理成彩色，而在一旁吃饭的家人则处理成黑白色调，“生死并置”的空间美学与色彩的转换策略，仿佛是以逝者角度观察世界，又似痛苦的生者正栖身于长久的黑暗之中，由此打破了生死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使逝者与生者在影像中“重逢”。时间不再是单向流动的矢量，而是形成了多重记忆叠加的场域。

　　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

　　汶川地震这一特大自然灾害事件汇聚着个体家庭的隐秘伤痛，并通过物质载体的再现和社会议题的集体叙事，形成民族与国家的集体性创伤记忆。影片中叶红梅一家与地震受难家庭纷纷赶赴逝者公墓祭奠，几位母亲抱头痛哭，远处矗立着高大的纪念碑。这场公开纪念的仪式性活动构成“记忆之场”，照片、手机DV视频、废墟遗址与纪念仪式形成了后灾难时代的影像记忆，受难者家属亦由惺惺相惜的情感支撑而紧密联结成“回忆的共同体”，达成了对群像的塑造。

　　然而，在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过程中却引发了伦理困境。家庭的新生命肩负着“替代与延续”的使命，面对自我身份的确证常感茫然与无助、焦虑与痛苦。川川从小被母亲反复强调“你的命是姐姐换来的”，父亲也因难以释怀的痛苦记忆而冷漠疏离于他，川川背负着一个家庭的历史创伤踽踽前行。在指认家庭相册时，川川对着逝去姐姐的照片大喊，“这是我，我，我”。他模糊的自我认知正如弗洛伊德曾提出的“创伤的二次冲击”，即个体的主体性身份在创伤阴影的笼罩下被掩埋与消解。父母与祖辈如何化解沉痛创伤，克服自我身份的解离，接纳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进而构建良性的代际关系，是亟待直面的社会问题。

　　生命的苦难与叩问：超越生死的生命力量

　　“被困在时间里”的他们，记忆如倒带般闪回与停滞，感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祝俊生不断追忆未能救下女儿时的细节，游雨奶奶永远铭记地震那日在操场被花油布包裹的孩子们。自责、内疚和哀痛交织，那些时刻与瞬间被牢牢附着在生命的鲜活记忆里。

　　正是因为有挥之不去的死亡记忆，生命的剥夺与馈赠，怜惜与奖赏，循环与韧性才能被赋予。影片呈现出非线性的时间线，以此表达人类的生命之困。死者已矣，生者何如？在混沌的、不断循环的时间线中，影片给出了“向死而生”的答案。两个家庭的亲子关系逐渐破冰升温，川川手中握住的光与希望，皆昭示了新生命不可遏制的韧性与生命力量。冉冉用手机拍摄下了蜘蛛、日出、月亮，自然静谧安详，时光悠缓从容，这与自然无情狂暴地夺走人的生命形成对比。新生命慢慢与家庭和解，与自我和解，与天灾和解，显示出生命得以超越生死界的力量。这使得影片的表达上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揭示出生命丰富多彩的体验与感知、话语与行动、存在与意义，引人深思人与自然、家庭和自我的关系。

　　《两个星球》以影像为媒，借助独特的视听符号体系，将创伤与苦难进行诗意化的拆解，并揭示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复杂性。最终，以对生命价值的深层探索体察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类的崇高与悲壮。真正的救赎不在于遗忘或克服创伤，而是与之共存，在生活中倾听、见证、传播、铭刻。

　　（作者王庆福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晨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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