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慧

　　近日，由郑晓龙、曹译文执导、肖战主演的《藏海传》在海内外热播。该剧包含复仇、权谋、悬疑、堪舆、营造等元素，伏脉千里、摄人心魄。

　　郑导为何折返古装剧，以《盗墓笔记》中的虚构人物汪藏海为原型来为之“作传”？十四年前，由其执导的《甄嬛传》已充分展示野心。这并非单纯的宫斗剧，片头曲所用温庭筠《菩萨蛮》在解释史上被认为寄托屈原《离骚》之意，喻示虽有进而辅佐王者的才智、退而重修初服的操守，却不断遭遇馋谤、离间。甄嬛回宫，意味着对屈原之死命运的逆反，但在她以权谋手段结果罪恶根源的同时，却也失去了“本初”。

　　《藏海传》则通过堪舆、纵横之术，仰观天象、朝堂，俯察地理、民间，开辟了一条古装权谋剧的新路径：与《琅琊榜》那种成熟复仇者迅速进入权力中心成为算无遗策的执棋手，或者《大明王朝1566》那种全程聚焦朝堂博弈不同，《藏海传》主角藏海没有俯瞰棋局的上帝视角和呼风唤雨的贵显身份，而是因为具有寻找“癸玺”的能力被选为棋子，从底层出发，艰难谋权，不免因观察视角有限、人性认知不足出现纰漏、失误。在以棋子身份主动入局后，他利用人性特点打破各方势力平衡，逐步找到幕后的执棋手。但在扭转局势，以权谋结束权谋之后，是对徒有权谋之术的彻底反思。

　　以复仇写兴亡：政治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藏海传》定档预告片开篇所配昆曲为明嘉靖时梁辰鱼所作《浣纱记·打围》中的《醉太平》，为全片定下基调。《浣纱记》讲述伍员吴市吹箫、破郢鞭仇，吴王夫差兴兵伐越、以报父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伺机复仇等复仇故事，实为彰显吴王、越王两种政治品性。《打围》是其中的关键转折，此时吴王不理国事，将“不失君臣夫妇之仪”的越王放虎归山。

　　而《藏海传》同样体现两种政治品性。

　　帝后合葬、工匠殉葬、皇陵出水、中州洪灾、生人配殇等问题，无不体现虚构的大雍朝纲不振、礼法废弛，人才凋零、百姓凄苦。由于皇帝沉迷木工，长期废朝，即便内阁首辅石一平艰难平衡，也无法阻止内阁次辅赵秉文与武将之首平津侯庄芦隐、宦官之首司礼监掌印太监曹静贤把持朝政。赵、庄、曹三人，为追逐象征神秘权力的“癸玺”之物，从结盟勾结到反目成仇。

　　其中，幕后执棋手赵秉文是一位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气质的政治家。虽然愤世嫉俗、胸怀抱负，却为达成目的，外示仁柔、内怀奸诡，不惜挣脱一切道德缰绳，采用操纵利用而令人恐惧的政治手腕。眉批过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拿破仑曾叹惜“约瑟夫太善良了，因此成不了大事”，类似台词在《藏海传》反派口中出现，恐怕的确有所参照。

　　而藏海这边体现另一种政治品性。第一集蒯家灭门之际，已细腻表现其“不失君臣夫妇之仪”的家门风范：蒯铎徒弟狗剩宁替稚奴（后化身为藏海）而死、其妻信任且成全丈夫忠义之志、蒯铎本人亦以站立自戕的气节守护使命与儿子。随后几集中，其徒弟观风愿毕此生、复师之仇，其副官姬群正直耿介、舍己救人。蒯铎名字来源“木铎”含有教化、警示之意，他的有情有义，奠定了藏海的复仇底色。

　　临近结局的几集，也与过往权谋剧的叙事重点不同。在解释“癸玺”、对抗赵秉文过程中，细腻展现藏海这边师徒、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情，从而与迷失在权力欲望中残酷无情的大雍君臣形成对照，还将后者眼中贱如草芥的蒯家14口人，在藏海幻梦中悉数“复活”，面目清晰地出现在观众跟前。这一处理方式，体现该剧在两种政治品性之间作出的抉择。

　　就人性写权谋：命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藏海传》的权谋与过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对人性的极大关注，从百姓、幕僚、中层官吏到朝廷命官、皇室成员、皇帝本人，各类人性都有巧妙的刻画和准确的表达。

　　前20集，藏海的每次踌躇满志都遭逢意外，表面上体现其初出茅庐、谋略未远，实则深刻批判乖于常人的恶人思维、背于常理的官场逻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无端卷入的百姓、遭受排挤的小官，未在沉重苦难中泯灭良知，真诚怜惜藏海的品行、才干与青春，在危机关头拼死将其托举起来，使之成为可能改变世道的“后人”。

　　权谋剧向有强大的“主角光环”，但藏海的艰难过关、偶然幸存，并不取决于某种隐藏的贵显身份。其助力因素分为两类性质，一是出于算计利用的“助力”，一是以真心换来的真心相助。

　　当藏海逐渐认识人性的复杂性后，后20集的复仇计划，便基于不同人性及其需求而施展开来。

　　前期委身于平津侯府，知其只为庄氏利益，便可抛妻弃子、纵容妻儿手下违背国家礼法，于是利用其猜忌残暴之性、光复庄氏之心，除去其三大幕僚、离间其夫妇、利用其二子，为谋权复仇廓清道路，最后亦借其违背国家礼法将其彻底终结。

　　庄家的命运结局似乎都有迹可循，显示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的命运观：庄芦隐误以为蒯铎身藏“癸玺”，亲手灭其满门，而后自己亦因被误导身藏“癸玺”，差点被灭满门；庄芦隐曾向大儿子庄之甫表示，背离于他、于他无用的幕僚，可剜去髌骨，然而受宦官之首曹静贤威胁驱使而背叛父亲的庄之甫，亦因无用而被打断双膝；庄芦隐默许现任正妻蒋襄毒害主动退妻为妾的沈宛，得知真相后的沈宛之子庄之行，亦默许向父亲寻仇的藏海接近父亲……

　　虽然《藏海传》设计的人物命运结局，基本都体现因果报应，但其过程、理由往往出其不意，并未陷入套路化叙事。其中，曹静贤以庄芦隐妻儿性命相要挟向其逼要“癸玺”、庄芦隐在庄之行面前自戕以谋庄家后路的两幕，可与第一场蒯家灭门之际的“不失君臣夫妇之仪”形成对照，令人拍案叫绝。

　　藏海本人，有更复杂的人性与不可知的命运。他所选择的每一步都以命相搏，不断接近夙愿的同时，却也不断背离父亲临终所嘱“活下去”的希望。但正如朱子所说：“无违于理，非从亲之令即为孝”，藏海还是选择了父亲那条避免“癸玺”祸害苍生的冒险之路。

　　剧中有两幕监狱对话在镜头语言上富有深意。一是狱中藏海与狱外平津侯幕僚褚怀明的对话，画面呈现却是：惩奸除恶、忧时伤民的藏海犹在狱外，身处光明；嫉贤妒能、背信弃义的褚怀明犹在狱内，身处阴暗，这是二者人性与命运的写照。二是狱中平津侯与狱外藏海的对话，此刻画面中，藏海也如同深陷仇恨的牢笼，他此生念念不忘的灭门之事，若非“癸玺”之故，早为仇人遗忘。

　　藏海在准备入朝为官，立于车马之前时，想起父亲的话：“一旦上了马车，就下不来了”，仅仅犹豫片刻，他便毅然踏上马车，开启未可预期的道路：屠龙者如何不成为恶龙？从结局来看，藏海因善良底色未成为恶龙，而他亲手培养出来的，类似自己这般命运的仇人之子庄之行，却因品性不同，而成长为另一个“平津侯”。

　　借故实写小传：典籍依据与细节暗示

　　《藏海传》虽为虚构，却有明朝，尤其明中后期的影子。相关历史背景及名物细节已有不少讨论，与剧情相关联的律法知识，如明律禁止阴阳术士向官员妄言祸福，但依经推算星命、卜课不在禁限等亦有专家普及。

　　在此可稍作补充。藏海入京处理的帝后合葬一事，或参考明宪宗生母周贵妃、嫡母钱皇后谁可祔葬英宗、袝享太庙的问题。担心临淄王借丧礼入京，也有历史依据。如弘治十七年三月，英宗贵妃、宪宗生母周氏崩，所颁遗诏便提到：“崇王等王及诸宗室亲王各守藩屏，免赴丧，但遣人进香，在外文武衙门并免进香。”

　　该剧故事取材不限于明代，如平津侯府三幕僚在枕楼利用歌女胁迫藏海的桥段，依据《世说新语》石崇劝酒斩美人。藏海进入侯府成为第一幕僚后，发现父亲藏在刘咸墓中的精密杀人武器青铜匣及石刻提示：“圣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衡’”，并将青铜匣带回居所，藏入牌匾“青君士衡”之后。牌匾文字出自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

　　这对藏海的品性、命运有所暗示。而且，陶渊明记载了名士孟嘉与权臣桓温的微妙关系，桓温曾对孟嘉说：“人不能无势，我乃能驾驭卿。”剧中平津侯也曾对藏海说过类似的话。由此细节，可窥剧组用心。

　　《藏海传》穿插的戏曲与剧情的配合也是一大亮点，除了已有诸多解读的第27集之外，还有第13—14集中的两首，一首是元末高明《琵琶记》第三十八出《张公遇使·虞美人》，戏中张太公是受赵五娘之托的义士，暗伏剧中为藏海守护身世秘密的管家等人也是受人所托的义士。曹静贤义子陆烬在距离他一墙之隔的地方被成功暗杀，此时曹静贤正唱《浣纱记·寄子》中的《胜如花》，暗伏父子相离，其子投入河中，似浮萍无蒂。

　　总体来说，该剧制作精良，在权谋方面打破了过往的许多套路。不过，因为戏中戏和烟雾弹较多，直接的提示、解说较少，所埋下的伏笔、埋下的破绽，可能在十集开外，甚至到大结局才有照应。这固然增加了讨论度，但对习惯了直给方式的观众来说也是一场耐心的考验，容易在未看明白的情况下，形成“剧情不够严谨”“计谋不够高明”的印象。部分情节有些难以服众，如庄之行短暂苦练便能与未苦练的伙伴一起夺得步马球魁首。如能再打磨、凝练台词，打造更多雅俗共赏的警句，该剧品质将更上一层楼。

　　在短剧盛行的年代，能够不靠超快节奏吸引观众的长剧，实在是不多了。事实证明，只要主创团队用心做剧，观众一定会站在你这边，无论长短。

　　（作者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