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耀义

　　在网络文学领域，AI写作在国内引发了多重回响：2023年7月，阅文集团发布了国内首个网文大模型“阅文妙笔”以及基于这一大模型的应用产品“作家助手妙笔版”；2024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举办了AI小说创作研讨会，并举行了国内首部百万字AI小说《天命使徒》的发布仪式；2024年7月，番茄小说因“AI训练补充协议”引发争议，遭到大批网文作者联合抵制……从既有的相关案例来看，尚未有AI创作的作品能够在网文读者中得到普遍认可。我们有必要将AI放回网络文学的场域中，从网络文学的技术性与文学性出发，思考AI写作与网络文学的距离，进而理解其为网络文学及理论评论带来的新变和可能。

　　AI网文的生成障碍

　　在当下AI写作网文的尝试中，对大语言模型的调用是主要途径。从技术层面来看，“善忘”与“复读”现象呈现于AI写作的过程中，并阻碍其创作出理想的网络文学作品。“善忘”体现了AI所能处理文本量的有限性，这导致情节缺乏连贯性以及核心设定的疏忽遗漏。“复读”则表现为大语言模型的语言处理机制会习惯性地重复输出相似的语词。这些“生成障碍”可以通过王峰教授的团队所生成的百万字作品《天命使徒》来加以说明。

　　提起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别，“数量级”往往被着重强调。网络文学长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字的数量级，也正是网络作家在网络空间中书写技术的表征。在借助AI尝试生成网络文学时，随着文本数量级的增加，维持逻辑连贯性的难度也不断加大。在文本处理能力的限制下，AI无法实现对设定的持续，会因为“遗忘”之前输入的设定而“跑题”。《天命使徒》虽然达到了百万字的规模，但这一成果并非由AI全自动完成，而是需要反复加入人工的提示与修正。

　　如果训练数据中存在大量的重复文本，或是某种语言结构较为通用，那么大语言模型便会倾向于复制常见的模式。有网文编辑指出，由AI生成的网文中会出现大量重复的描述、冗余的形容词汇以及无实际意义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在《天命使徒》第138章到第157章的内容片段中，“坚定”一词出现了66次，往往用于形容眼神或语气，如“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种沉稳和坚定”（第一百三十八章）、“他的眼神坚定而澄清”（第一百四十章）、“林泉的语气坚定而自信”（第一百四十二章）……这些相似的句式印证了当下的AI写作在未经人工润色的状态下难逃“复读机”的状态。

　　人机交往的生成阻断

　　在某种意义上说，大语言模型相较于真实的网络作家更像“拟人”，前者拙劣地模仿人类，又处处暴露出与人类情感理性相悖的痕迹。当下的AI写作背离了“交互性”这一网络文学精神，呈现出“反连接”的特质，这种“反连接”具体体现为文学传统的失联、情感模拟的失败以及共识场域的失效。

　　文学传统的失联表现在AI有套路而少创新。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诗人T.S.艾略特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最终达到“非个人”的目的。AI写作看似达到了艾略特所希求的“非个人”目标，但其结果依然是失败的。尽管网络文学依赖套路，但套路的堆积带来的是阅读快感的消退。作家对套路的反转与书写可能性的探索，才是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重要动力。AI对网络文学的模仿，可以创作出内容上“新”的文本，却难以带来新的书写空间。

　　情感模拟的失败体现于AI无法真正理解人类情感，因此生成的文本也无法有效地调动读者的情绪。网文读者对于情感需求的鲜明体现之一即“代入感”，这种代入感也是AI写作尚未能克服的难关。尽管AI可以模仿其他文本中的情感表达，但由于难以理解其中细腻的情绪，也就无法通过生成相应的网络文学文本来达成与读者情感需求的“共鸣”。

　　共识场域的失效体现在AI写作依然以作品为导向，而缺乏与读者的交互。众多疑似AI的账号更新频繁，一日甚至可达近十万字的规模，却无法对读者的评论作出回应，这种单向的输出割裂了网络文学所具有的“交往”性质。AI仅靠模仿过去的文本或陈旧的梗，无法构建符合读者当下情感需求的叙事场景，其模仿只能始终徘徊于过去而无法抵达当下。

　　作家主体身份之问

　　AI引发的想象力同时包含着消极与积极的面向，构成了对既有网络作家主体身份的冲击与重塑。从消极想象来看，AI写作的介入可能导致真实的作家被自动化的技术所取代。番茄小说“AI协议”的出现激起了作家的危机意识——AI训练补充协议签署后，作品将应用于平台AI智能模型训练，训练生产内容受平台版权保护——由于AI隶属于资本平台，其使用本身已是对生产工具的租赁，伴随使用过程中依赖关系的加深，创作者在自身主体地位的丧失中有着被逐步排除出生产链条的风险。

　　同时，目前由于AI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文学原创问题尚未明朗，AI写作（同其他艺术领域的AI生产一样）在当下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处于被抨击的地位。读者会依据网络文学作品文本的措辞以及评论互动等状况推测作品是否应用AI技术，并由此改变对作品质量的评价（通常是转向负面评价）。与此相应，作家或平台则往往会隐藏AI的使用痕迹，制造出“技术透明”的幻象。由此，读者与作家形成了一种对抗式博弈的关系。

　　当我们从AI技术对网络文学带来的“积极想象”来看，伴随媒介素养的提升，AI写作也在促使作家身份发生变革。我们需要意识到技术操作过程中人为的努力，而非单纯寄希望于技术自主运行的“便捷高效”。数字艺术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和埃马努埃莱·阿里埃利在《人工美学：生成AI、艺术与视觉媒介》一书中提到，AI的操作者依然具有发挥艺术创造力的空间，“具有技术技能和清晰视野的专家用户使用AI来增强他们的工作，同时保持创造性控制，将AI降级为自动化技术任务而不影响艺术视野”。

　　在AI写作的介入下，作家不仅是数字时代的“写手”，更有着向“调教者”的身份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在AI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在音乐领域已存在通过歌声合成引擎的调音形成电子音乐的行为，这一行为即被称为“调教”。调教这一行为也可以构成AI背景下人机关系的隐喻。以大语言模型为主导的AI写作需要创作者通过合适的提示词以及对模型的修正调节从而生成理想的文本。比如在当下推出的“阅文妙笔”“闲云写作”等专门应用于网络文学辅助写作的大语言模型中，作家可以导入已完成的部分作品及相关设定，进而利用大数据语言模型生成故事情节的进一步走向。在此，AI存在的目的是对作家主体的写作提供辅助与启发，而非真正取代作家。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