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 杨

　　走进更开阔的文学空间、更广大的社会与人群

　　“抗战的烽火迫使作家在这一新的形势底下接近了现实：突进了崭新的战斗生活，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切的远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天地里，不再从窗子里窥望蓝天和白云，而是从他们的书房、亭子间、沙龙、咖啡店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战斗的原野，走向了人们所在的场所；而是从他们生活习惯了的都市，走向了农村城镇；而是从租界，走向了内地……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拓，使文学活动真正地放到了战斗的生活原野中去。”1939年12月底，左翼作家罗荪在《抗战文艺运动鸟瞰》一文中以“一个不小的改变”和“一个不小的开拓”概括抗日战争对于作家生活的影响。饶有意味的是，在很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看来，抗战中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固然带来了流亡的艰辛或苦难，但也把写作者们带向一片更有活力、更富于战斗性也更具历史方向感的广阔天地。

　　在罗荪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创作者在战争中走进了更开阔的文学实践空间、更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以及更为真切的历史远景。换言之，新文学家的文学经验与实践形态在战时迁徙与抗战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多方位的重构。与此同时，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化革命与城市革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而言，文学经验与实践方式的重构也是随着战争局势与战争性质的变化不断调整与重建的。抗战爆发之初，左翼革命的文学实践随着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开始融入、整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洪流之中，革命文艺转型为抗战文艺，文艺实践形式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强调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抗战动员的政治功能。

　　在左翼作家群体的分化过程中，一部分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部署下，深入广大的内地包括国统区的关键部门从事具体的抗战救亡工作，一部分作家则跟随既有的文学群体在大后方辗转迁徙，经历道路选择上的分歧与聚散，或参与到群体性的文艺实践中去，或从事个人性的文学创作。选择“到延安去”的大批文艺家与文学青年则从过去较为松散的“革命同人”状态，进入政党政治的组织实践当中，深入到战地前线或农村基层的动员、治理与建设工作中。在这个过程中，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央到地方，从想象中的民族、国家到现实中的基层世界，文学创作的经验质地与实践形式也发生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变化。

　　在战时流动中形成的多种新的实践路径中，作家们的个体经验与自我意识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与更新。在胡风看来，这是由于战争中的作家生活“根本地起了变换”。他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于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中写道：“许多（可以说是绝对的大多数）作家或文学者都参加了战争，或者是参加了战地生活，或者是参加了群众工作，甚至就是消极地逃难罢，也是不言而喻地带着动员民众的使命分散到了后方各地。有的人自为战，有的结成一团，各自在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愿望下面，和生活的现实问题搏斗，向总的战争目的汇合。”据胡风的观察，文学青年们广泛地参加到了前线战斗或后方的群众工作中去，从“读死书”的抽象知识转向关注“生活的现实问题”，从“死读书”的封闭认知转向“实际生活”中的战斗与实践。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散、参与、搏斗与新的汇合，最终达成的是一种精神成长意义上的自我“完成”。这一主体经验的更新，进一步带来的是新文学读者与作者队伍的更新。

　　在多重因素的联动之中重建新的文学实践形式

　　抗战文艺新生的各种组织性力量实际上是将战时流动的被动性，转化为对抗战的主动介入与积极实践，在抗战对整个社会全方位的激活与调动之下，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传播、社会治理等多重因素的联动之中重建新的文学实践形式。1938年，周扬就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抗战时期战时文学的新任务。他认为：“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和推动现实所造就的形势，改变作家的生活，发动他们到战场上去，到游击区域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一面把既成作家送进生活中去，使他们受到现实的教育，一面要培养从实际生活中不断地产生出来的新的作家，给他们写作技术上的帮助。”因此，周扬特别倡导“作家应当到前线去，到内地去”。抗战时期，集中在一个文化地带的作家开始向各地移动，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进一步写道：“我们欢迎作家分散到各地去，但要有组织，有计划，相互间有联络地去。在这一点上，救亡演剧队的活动足为我们的模范……离开了出版活动的中心，暂时没有了，至少减少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这个表面上的损失将由实际上的更大的好处来弥补。那首先就是使作家出了书斋，走进了真正的人群，接触了活生生的实际的生活……写前方通讯，写内地通讯，是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这些通讯偏重于事实的报道，夹杂着个人情感的抒写，是抗战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范畴。”不管是前线阵地还是穷乡僻壤，都可给作家提供不少“新奇有味”的生活材料，这才是他们接触实际生活、走入真正人群、克服空虚创作的最有效的办法。周扬在这里特别看重的两种文艺实践形式——演剧队与通讯报告，的确构成了抗战文艺重要的组织方式与写作形式。

　　1939年初，老舍以《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为题在四川内江的沱江中学进行演讲时就谈到了他的观察：“这一年半的戏剧，在抗战上尽了很大的力量，比别的更多。不管前方后方，每一个剧团，都有贡献，如募寒衣及其他运动。在前方差不多都有文艺界的人去工作，如河北、山东、浙江、山西等处，他们的工作是教歌、办报、代写家信、演剧等，他们的力量非常之大。”可见演剧队或抗敌剧团不仅仅是从事戏剧实践的文艺组织，甚至也不仅仅是从事抗战动员的宣传组织，更是切实服务于前方士兵与后方百姓的战地服务组织。战时通讯报告的发达亦与当时的进步青年大量涌入防护团、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战地医院、服务团甚至直接加入前线部队的具体实践有关。一方面，演剧队与战时通讯以其流动性强的特点，更适于战时流动的工作环境与动员需求；另一方面，戏剧与通讯也因其与战争现实之间更为直接、密切的关联性与强大的实践性，产生了一种组织现实、介入现实的能力。194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就明确将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确立为了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中“最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的两项核心工作。由此可见，面对战时流动的不稳定性与纷至沓来的现实问题，抗战文艺必须对既有的文艺形式进行选择与改造，找到更具实践性与组织性的文艺实践方式。

　　当抗战文艺真正走进前线或后方，要面对的则是如何深入到具体的现实结构中去，将表面化的观察与体认转化为体贴、深入的理解和切实有效的介入、组织与实践，逐渐抵达对社会现实的重造。尽管在战争初期，大多数左翼作家都感奋于战时迁徙使文学人走进了“新的现实”，但随着战争步入相持阶段，作家们逐渐意识到，想要真正走入广大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形成有力的文学感知与社会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和生活领域，作家们的具体观感虽然不同，但关于战时中国的新与旧、变与常，大多生成了某种相关联的、具有总体性的认识。正如沙汀所说，“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格外看重战争“重造”民族、国家、个体与人群的可能，尽管这种“重造”势必是困难重重的。正如学者程凯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作家艺术家作为曾经“从那个‘老中国’的伦理、社会、生活秩序中脱离出来”的主体，被战争重新送入到广大的基层社会中时，必须要面对如何“再嵌入要改造的那个对象，从其内生的脉络来理解它，进而扭转它、改造它”的问题。这种对现实结构的重造，首先要求的便是文艺主体与文艺实践方式的重造。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整个新文学场域都得到了多方位的重造

　　在抗战带来的剧烈而广阔的社会变动之中，革命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场域都得到了多方位的重造。从作家主体经验的敞开，到文艺实践方式的转换，再到社会现实结构的重造，这一文学重构的过程既是革命文学自身的生发与再造，更内在于革命本身的深入与扩展。对革命文学实践而言，抗战不仅更新了作家们的经验结构，也为革命本身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们的战时迁徙与抗战文艺实践也是以具有现实感、经验性和形式感的方式重新理解革命的过程，包括重审与重构革命的原则、价值与伦理，深入把握现实结构，探索实践的位置与方式，也包括在革命政治内在规定的认识结构之外，体认更广阔或更幽微的现实与人群，并最终指向革命的自我调整乃至自我革命。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实践过程中，作家们以其高度不稳定的生活实践与形态纷纭的文学试验，向更切实的历史内容与政治意识敞开，在政治、文艺与战时社会的接合处，呈现并参与现实结构的内在翻转。对于处在不同的政治区域或战争局势中的作家而言，文艺主体与革命政治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其中既有被高强度的革命政治充分组织与调动的文艺实践，亦有在革命文学阵营的内部保持相对游离的位置感，从切身观感出发展开的批判性审视，也有在与左翼文学的既有模式自觉对话的基础上重新激发的革命构想，也可能随着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而必须面临革命经验的迁移与转换。这些经验、观念与实践选择上的差异性，也正折射出抗战对革命本身的重构。

　　对于抗战文艺而言，战争、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为一个外部危机与内部重造之间的辩证过程。革命文艺的新变既是这一重造本身唤起的文化要求，又必须经过对战时经验与现实结构的重新体认与反思，才可能找到参与这一重造的具体路径。质言之，这一时期作家对战争感知的不断调整、对实践方式的反复摸索，以及在文艺形式方案上的争辩，既涉及革命如何对国家、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造做出设计，也涉及革命的自我检视与自我更新。也正是因此，在更远与更近的历史脉络中，抗战文艺不仅深刻地回应了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内在危机与思想议题，也持续性地建构着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历史认知与家国之情。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