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飞

　　在我眼中，潘军一直是那个不断打破自身设定的“斜杠青年”，他身兼作家、编剧、导演、书画家等身份，“一意孤行”，脚步不停，始终洋溢着挑战权威、超越自我、不屈不挠的先锋气质。在潘军看来，“认知高于表现”。一个小说家必须对表现对象和表现形式有所认识和创新，必须对语言和叙事格外用心，这也正是其40年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高质量创作的秘诀所在。最近出版的小说《春秋乱》，不仅圆满完成了他个人的“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更为当前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其创作特色，我愿称之为三“重”性。

　　一是重述传说。“传说”往往家喻户晓，但又常常是不可靠的。这种最不可靠的东西在潘军那里，成了一个大可怀疑和否定的对象。但是因为这些传说家喻户晓，它们大多根深蒂固。正如潘军在小说中所言，“推翻一个传说比摧毁一支劲旅还要艰难”。很多习以为常的事物，经年累月便形成了所谓“历史”。当然，潘军不仅是一位热爱历史的观察者，还是一位极为“顽固”的写作者。他在1999年完成以“楚汉相争”为背景的《重瞳》之后，对“赵氏孤儿”和“荆轲刺秦”这两个题材念念不忘。虽未动笔，但心中早已有了构思，直到2023年的秋天才终于迎来新的创作契机。与其说是“重温传说”，不如说是“解构传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述传说”。之所以“重述”，是因为这些传说常常漏洞百出，甚至“泯灭了人性之光”。例如，程婴竟让自己的儿子代替“赵氏孤儿”去送死，荆轲竟然把匕首带进秦宫，诸如此类。这些反人性、反常识的破绽，构成了醒目的历史缝隙，为小说家提供了重述的可能。所以，潘军“别有用心”地选择了这三个传说来进行解构与改写，一个人去摧毁千军万马，推翻旧传说，重建新传说。

　　二是重塑人物。重述传统的关键在于对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传说中的程婴、荆轲与项羽，已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极为刻板的印象。要打破这种印象，必须对他们进行颠覆性的重塑。不得不说，潘军在重塑这些“有趣的灵魂”时，手法极为讲究。例如，程婴在传说中是一位愚忠的大臣，但在《与程婴书》中，他却被描绘成一个男人、一个情人、一个父亲；荆轲在传说中是“图穷匕见”的刺客，而在《刺秦考》中，他却变身为一个不为任何人卖命、拥有独立人格尊严的剑客；项羽在传说中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将军，但在《重瞳》中化身为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批评家张陵认为，这三位主人公都堪称英雄——宫斗中的平民英雄，抗暴中的侠义英雄，国家历史命运转折中的战争英雄。然而，他未指出的是，这三位人物的共性在于，他们都是“失败的英雄”。显然，潘军对“失败的英雄”情有独钟、惺惺相惜。无论是乌江自刎、霸王别姬的项羽，还是以己为匕首、证明“能杀一个人”的荆轲，英雄无悔，虽败犹荣。最有意味的则是程婴，不再是京剧舞台上冤仇得报、皆大欢喜的忠臣，而是被亲生儿子反戈一击的可怜的父亲，最终只能“拄着拐杖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一路对着旷野呼喊”。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往往书写的是“胜利的英雄”，而《春秋乱》却在为“失败的英雄”树碑立传，这既是对人物的重塑，更是对历史的重构。

　　三是重构历史。童庆炳先生曾提出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和历史3的概念。历史1作为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尽管它往往难以寻觅，但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仍需尽力探寻，即使只能获得一些历史的碎片，这样的探寻也是有意义的。历史2作为历史典籍，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创作者需要对其十分熟悉，并进行辨析，但不能原样照搬。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拥有广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只有在经过深度的艺术加工后,我们才能获得作为历史3的历史文学创作的真实感。《春秋乱》是“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缝隙中去寻找另一种解读的可能”，这“另一种解读”是潘军历时25年，通过对历史的揣摩和质疑，最终获得历史认知的过程，这彰显了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追寻的那个真实的历史（历史1）实际上不存在，或者即便它存在过，也早已消失不见。当下我们面对的，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历史2）或“另一种解读”（历史3）。这种观点显然与“新历史主义”不谋而合。

　　传统历史主义研究者认为，文献记载的历史是可靠的，即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对于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者来说，历史只是一种话语，一个叙事文本，它与小说一样，是可以被虚构的。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换句话说，潘军之所以能在历史的缝隙中“捕风捉影”，是因为他相信真实的历史既不在过去，也不在“史家之绝唱”，而在于重构历史的当下。司马迁通过《史记》重构了一种历史，他虚构了不在场的“鸿门宴”，或者说鸿门宴只是一个叙事文本。潘军的《春秋乱》也是一个虚构的文本，尽管与《史记》相隔千年，却殊途同归，正如司马迁所言“成一家之言”。历史的复杂性给小说家提供了虚构与重构的权利，而小说家的历史观和叙事才能也正是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更为吊诡的是，往往“虚构显得比史实更有分量”。

　　春秋战国风云乱，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史是纷繁复杂的，人性同样错综复杂，而《春秋乱》以三“重”性，在混乱与复杂之中构建一种历史秩序和人性秩序。这种秩序承载着潘军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人性的深切洞察，以及对现实的深挚关怀。犹如先秦诸子，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试图以个人学说重建天下秩序。总而言之，潘军凭借其卓越的认知和表现力，重构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辽阔的诗意想象空间”。《春秋乱》所蕴含的对历史的怀疑与批判、对人性的反思与洞察，也为当下的写作和生活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