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珩 谷卿

　　清词，既指清代之词，又兼“清词丽句”之意。文学史上，到了清代，词学迎来“中兴”。1948年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有清一代词的一流选本。笺纸则是一个清雅的书写载体，赵珩先生以彩笺书录这些名作，于是有了《彀外堂录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谷卿与北京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赵珩在首都图书馆春明簃对谈，在介绍清词与彩笺的发展历程之外，还谈及为何会出现清词中兴这一现象。赵珩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的传承流淌其中，文化不灭，民族不灭。

　　清代将词从“艳科”的地位解放出来，变雅变庄重

　　谷卿：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晚近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词选，与《唐宋名家词选》并称为龙先生词选的“双璧”。民国时期的学者特别喜欢提“近三百年”，像梁启超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也有同名的著作，类似例子还有很多。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学和学术在清末民初进入到学者自觉进行总结的时代，他们能够对距离他们最近的历史时期——清代的学术史和文学史展开恰当的评价和历史定位，这是很了不起的。

　　就清词而言，在文学史上有一个词来形容，叫“中兴”。词的发展历程，可说是兴于唐，流行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明，但是到清代又迎来了它的中兴。

　　民国时期有四位很具声望的词学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他们都出生在1901至1903年之间。其中龙榆生精于词律，也勤于编纂，除了我们说的词选的“双璧”，他还主编有《词学季刊》，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可以视为一个词学的中心。

　　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精力都非常有限，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去接触一个时间段或是一位作家的文学作品，把握其基本状况，最关键的途径就是阅读选集。历代都有大作家、大学者或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去编纂选集，像《诗经》《文选》都是重要的文学选集，关于它们都有专门的学问。编选集也叫“操选政”，从中也可见一种文化权力。据说元代杨维桢要做当世的诗选，每天晚上到他家去拜访的诗人都踏破了门槛，可见操选政之人有极大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一说到唐诗宋词，大家脑海里可能蹦出来的首先就是《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选本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一个启蒙的作用。每一种选本都体现了选家的意愿和理想，很多名家的诗文词选也会体现艺术思想和学术思想，同时反映时代背景，有些还会发明和标举一些重要观念，比如我们熟悉的“婉约/豪放”二分，就是明代张綖在《诗余图谱》里提出来的。

　　词学理论著作也对人们关于词的认识有很大影响。南宋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词学著作，张炎的《词源》，里面就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张炎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就是像姜夔的词那样，“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质实”则是一种“密丽”的感觉，像吴文英的词在张炎看来就是“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都是一些堆砌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风格是不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其实“清空”不仅仅是一种风格，它在创作技法上也是有章可循的，也就是意象不要出现得太密集，要多用虚词。

　　清代词学跟两宋比起来，更丰富而集大成。清词相对于前代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词不再被视为“艳科”。唐五代时期，词的主要功能是娱宾遣兴，像今天各类酒局、聚会之上，请人唱上一首，有时候因为什么话题和缘故，会新作一首词填进旧谱旧曲。但是，随着“旧谱凋零”，词经历了“徒诗化”的过程，即使南宋人去看唐五代北宋的词，也大多只能读不能唱了。词脱离了它生长的原生环境，事实上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它的功能、内容、风格更多元了，这在清代达到巅峰。雅化久了，一些词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常州词派追求的“寄托”，他们认为雅词是会有也要有政治隐喻、忧患意识的，张惠言、周济就做了很多理论工作，有点像宋儒解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明明是写爱情，但一定要赋予它一些重大主题思想。这样的过程，固然让词这种文体变得庄重、有尊严了，但同时也导致它丧失了活力。

　　赵珩：清词的选本，龙榆生这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可以说数量多且精，像张伯驹、黄君坦合选的《清词选》选词就很少，龙榆生这部有五百多首，从风格来看也是比较全面。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从明末清初开始选起。像陈子龙、李雯这些早期的云间派词人，选了不少，这些人里有很多都死在抗清斗争之中，于是后来云间派也很快就消亡了。清初词人中除了像王夫之这类“遗民”之外，另一类所谓“贰臣”，如吴伟业、曹溶等，他们的词也被选了一些。到了清中叶，词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浙西词派的朱彝尊，还有后来的厉鹗等，都是大名家，龙榆生选的也多一些。云间、浙西、广陵几大词派的中坚都是南方人，我们看整段词学史，有成就和影响的几乎都是南方人，只有少数如晚清的郑文焯是北方人，他是辽宁铁岭人。这是因为词在韵律等各方面的要求非常严苛，跟方言（古语、古音）也有密切的关系，北方方言可能确实是很难表现和发挥。

　　我是很不赞同把词分成婉约与豪放派的，这是很生硬地把词分成两类，尤其清词，更不好简简单单以此来区分。比方说大家都很喜欢纳兰性德，他的《饮水词》成就很高，一般认为纳兰词好像都是缠绵一路，其实他有很多边塞词也写得非常好，和盛唐的高适、岑参的那种边塞诗还不一样，别具一格。

　　清末也有很多著名的词人，像蒋春霖、谭献、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等等，一直到最晚的况周颐、王国维，这两人各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一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是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不太熟悉词的人也会听说过王国维所谓做人做学问的“三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探索、开始，无限的怅惘，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接下来一句就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第二重境界引的是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服都宽了，说明人瘦了，这体现一种努力、进取；第三重境界是辛弃疾《青玉案》里的句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过艰苦的阶段，猛回头，最后终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无上正觉。

　　整个清词和清人的词论，都有高明之处。这些词人的作品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可以说，继唐五代宋以后，词学经过了元明的衰微，到了清代重新崛起。清代近三百年是满人统治，为什么在这三百年中，中国传统学术包括考据学、经学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我想，这些开创性的发展或是高度继承性的发展，内在的动力就是文化的承传，文化不灭，国家不亡。一种文化只要还在继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在笺纸上留下今天这个时代使用的痕迹

　　赵珩：彩笺，一说起于魏晋南北朝，一说由唐代女诗人薛涛所创。据传薛涛跟着父亲逃难，从中原到了四川，住在成都的浣花溪畔，溪畔有很多桃树，每年春末，桃花落在溪水上，水面变成粉红色，她用宣纸在水里染，于是就有了桃花染笺。但实际上桃花瓣是染不了笺的。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当时真正使用的是木槿树的树皮，浣花溪两岸有很多木槿树，以树皮煮水，就能染色，制成红笺。

　　明代中后期，木刻版画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木刻版也用到了笺纸上，像山水、花鸟、人物、博古、书影等等，都被作为一个淡淡的底纹，印在笺纸上。这样的笺纸就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一个载体，成为一种雅玩，也是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里“纸”的一个分支。笺纸不大，可以写一些诗词，或是一些短短的问候如函札等等，既传达了对于收信人的情感、思念，也呈现了寄信人自己的美学追求。尤其写上诗词，那就更觉得雅——诗词本身就是很美的文字，附着在笺纸上，就变成了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完美的一个整体。

　　所以文人都喜欢用笺纸来创作，笺纸在明清时代都是很受重视的，坊间也都在刻印一些笺纸。到清代中晚期，笺纸的内容形式都非常丰富，因此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就收集了像清秘阁、松竹斋、荣宝斋等各处所印的笺纸，到三十年代编成《北平笺谱》。

　　今天收藏笺纸的人不少，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这是让人高兴的事，这样一项很重要的文化遗产，还是受到珍爱的。但我希望大家不仅仅是把笺纸作为一种收藏品，而应该作为一种利用品，在今天这个高科技发展迅猛、现代化通讯极为便利的情况下，能够保留一些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心态，真正发挥笺纸的作用，在笺纸上留下一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利用的痕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由笺纸看到文物的流转，及学者之间的交游

　　谷卿：《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借助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资源进行阐释和研究的重要成果，但他对于“三境界”的描述，仍可看出一种传统的叙述方法和意识，他是借前人之口来表达一种境界和风格。因为每个人去读词句，可能都有不同的感想和反应，他用文学语言来给它定位，就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表达。

　　刚才赵先生说到王国维所言最后一重境界时，用了一个词“无上正觉”，这是佛家的话语，实际上我们看整部《人间词话》也充满了悲悯情怀。王国维对于李后主、宋徽宗这样的艺术上的奇才、政治上的失败者，抱有极大的同情，称他们为“赤子”，他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价值立场。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里有一句话很动人，是讨论何为“词心”，他说：

　　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此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那些超越于日常的、直指人心的东西，那些不被外界所牵绕羁绊的、亘古不变的东西，是真正可贵的、真正值得追索的，那便是词人之心，是词的真精神。

　　所以通过这些词话，包括词选，其实都可以看到学者和诗人们内心的理想，既是文学的理想，也是人生的理想。

　　另外，我们看一些文学作品和选本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它的编选背景，它一定是跟编者、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环境相关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熟悉的陆游的形象，就是经过几种选本编选之后固定下来的，当中最重要的是南宋时期两个选本，一是罗椅编的，一是刘辰翁编的，他们各侧重于陆游的一部分风格的作品。罗椅喜欢的是那种很闲适的、乡居主题的作品，刘辰翁选择的多是忧国豪壮之类，他们各自塑造了陆游的一个侧面。

　　赵珩：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包括辛弃疾那么所谓豪放的代表人物，也有很多写田园生活的，像“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谷卿：刚才提到的现代词学名家夏承焘先生，就有一首绝句专咏辛弃疾：“青兕词坛一老兵，偶能侧媚亦移情。好风只在朱阑角，自有千门万户声。”讲的就是辛弃疾的这种多面性。

　　所以说选本是我们初入门时的一个学习抓手，通过若干首作品，我们可以很快地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最高水平和基本面貌，它是一个摸瓜的藤，接下来可以通过藤再去读这位作者的全集。

　　刚才赵先生讲到清代不光是文学的中兴，也是经史学术的中兴。我们常说乾嘉考据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梁启超谈近三百年的学术也说金石之学终于蔚为大宗，确实如此。从笺纸这个小小的对象中也能观察到一些迹象。现在能看到很多清代民国时期金石家参与制作的笺纸，这其实反映了近世金石古器物的频繁出土，以及文人学者对它们的重视，还有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故宫博物院老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对当时新发现的汉石经开展研究的同时，自己就曾制作过一些石经残件摹本的笺纸，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很多他写给王国维研讨学问的书信，当然关注内容和书法是一方面，如果再留心一点看看他用的笺纸，会发现他非常有意识地在选用特别的笺纸。那时很多学者像叶昌炽、罗振玉、褚德彝等等，也兼收藏家的身份，他们都会把自己认为最值得珍视、最值得跟朋友分享的藏品制成笺纸。

　　从这些有意思的笺纸出发，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看到文物的发现和流转，以及近现代乃至当代学者之间的交游和学缘。从学术史、艺术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笺纸，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