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思　好

　　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陈性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那些在作家去世多年后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槽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内心世界。

　　生活的境遇

　　安东·契诃夫的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是暗示读者，书信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

　　契诃夫出身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感染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看来，契诃夫这样的伟大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的一生都在渴望通过写作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中，他坦陈“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这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四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地批量“生产”各种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格子赚小钱”的窘境。

　　“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尔和埃及，我还没有去过那里”……虽然曾经游历过德法意奥等不少国家，但契诃夫仍旧期待着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寻觅到更多的精神慰藉。世俗的金钱是契诃夫的“生存困境”，但又只有自溺于这样的困境，才能换取他最为向往的“个性自由”；正如他在给苏沃林的另一封信件中对自我追求的概述——“渴望自由和金钱”。

　　为当权者效力是一些文人实现理想价值、摆脱物质困境的终南捷径，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契诃夫也曾牢骚满腹地提到：“我的大学同学有的已经当上五等文官了。只有我最不会当官，甚至连十四等文官也没当上。”出生中产家庭且久居乡村的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则难以理解类似的价值追求，在给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的信件中，她提到四哥亨利，虽然兄妹关系亲密无间，但简·奥斯汀仍然忍不住对亨利渴望“从新组建的八十六团谋得少尉军衔”的愿望揶揄几句，她戏谑亨利：“我衷心祝愿他像往常一样，能够事与愿违。”幽默直白的调侃足见简·奥斯汀淡泊名利的秉性。

　　个人的心境

　　孤独和衰老是世界文学的永恒母题，对孤独的舔舐和对衰老的哀叹，既是契诃夫、博尔赫斯、佩索阿等顶流作家深耕创作的情感滋养，也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折射。

　　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姚内奇》中，年轻医生姚内奇原本朝气蓬勃、活力迸发，但在世俗生活的浸染下，身体和精神却走向了双重衰老。虚构人物和作家本人“雷同”的医生职业，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契诃夫对姚内奇衰老的审视，实则也是对自我衰老的审视。在《你的安东：契诃夫书信随笔》中，1891年时的契诃夫感慨道：“衰老也渐渐向我逼近。”在两年后的书信中，契诃夫再次言及“衰老”：“我也是个老人。当我已错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想过过人的生活而又办不到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解嘲说：我是个老人。”两封书信分别写于契诃夫31岁和33岁之时，正是作家最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但笔墨之间却已显露出一副达观知命、随遇而安的“长者模样”。

　　作家比奥伊·卡萨雷斯的《日记中的博尔赫斯》，堪称“博尔赫斯版的《论语》”，全书用日记形式，留存下了卡萨雷斯与博尔赫斯两位伟大作家之间弥足珍贵的言谈交往。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也涉及到博尔赫斯对衰老的认知，在1950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卡萨雷斯记录了博尔赫斯对一位30年前旧交的评价：“她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整个人完全是痴呆的状态。这可怜人还坚信她现在年轻得别人都认不出她。”博尔赫斯用略带刻薄的言辞，描述了这位女士窘迫的老态以及对于衰老的漠视，从侧面也可见51岁的博尔赫斯已经把衰老归为了人生灰暗和弱势的时刻。在1955年6月7日的日记中，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在聊到某故事主人公“还和从前长得一模一样”时，又感慨道：“好像岁月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迹，而讲故事的人已经老了，长出了皱纹。”“讲故事的人”是博尔赫斯的自我指涉，但又不只是博尔赫斯。1985年，卡萨雷斯在和博尔赫斯生前最后一张合影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博尔赫斯比我大15岁。如果我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衰老下去，15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子呢？一具尸体吧。希望不是。”卡萨雷斯的留言可谓一语成谶，拍完这张照片后的七个月，博尔赫斯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而卡萨雷斯立下的“15年”的flag也最终没有实现，他在此后的第14年因呼吸衰竭离开了人世。

　　“孤独”是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关键词，佩索阿最负盛名的诗歌《不安之书》《我是一座孤岛》《我的心迟到了》，几乎都落笔于“孤独”；辑录佩索阿未出版手稿的《忧梦集》，也同样展示着作家一以贯之的“对于失落身份的追寻”。在这些手稿中，他以顾影自怜的方式慨叹着“人生就是自己的外部条件的奴隶”，慨叹着“我以一种巨大的痛苦对时间感觉遗憾”，也慨叹着“我的习惯是孤独的，孤独把我雕刻成它相似的样子”。但真正的智者从不甘心沉沦于孤独，广袤的自然和乡村就是他们治愈内心的良药，也是他们安置思想和灵魂的所在。因为夏日中午的“城市里有田野的宁静”，佩索阿俨然觉得自己仿佛“滞留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并“因为感觉是另一个人而幸福”。时常在书信中把“孤独”和“忧伤”挂在嘴边的契诃夫，也从不掩饰对于大自然的追求和向往，在1891年12月14日给友人的信件中，他写道：“已经下了决心：从莫斯科滚出去！哪怕到大自然中去置一个狗窝。”两个多月后，契诃夫夙愿成真，他感叹：“在大自然中（确实）有某种神奇的、特别感动人的东西。”也正是这种“东西”，补偿了契诃夫的包括孤独在内的“生活中的种种不便”。

　　社会的环境

　　在与亲友的往来书信中，契诃夫不仅时常叹息着自我的贫困，同时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社会上其他群体所遭受的贫困感同身受。在向法学家阿·科尼倾诉见闻时，契诃夫以令人扼腕的痛心陈述着萨哈林流放地的惨状，他说：“我见到了挨饿的孩子，见到了13岁的妓女、15岁的孕妇。”并斥责“教堂和学校只是纸上谈兵，真正起教育作用的是环境和流放地的现实”；而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中，他谈到自己担任督学的一所村小，学校里的教师月薪只有23卢布，“家庭负担那样折磨着他，不管您和他谈什么问题，他都要把话题转移到教师的薪金问题上”。契诃夫所言及的当然不是教师们的趋利，而是财政保障的缺位，极其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让乡村教师们安心教育，这也正是萨哈林流放地种种惨状的肇因之一。契诃夫对教师教育问题可谓念兹在兹，高尔基在回忆录《文学写照》中也曾记录过契诃夫的相关言论：“如果我有很多钱，我就在这里为生病的乡村教师建造一座疗养院。您知道吗，我会建造一所很敞亮的房子，窗子很大，天花板很高……”无独有偶，卡萨雷斯在1971年5月17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了一段博尔赫斯对教师微薄待遇的申诉，他怒斥社会上那些别有用心的言论，指责他们：“想要表达如今这里的工人状况很糟。不，这里状况很糟的是中产阶级，是教师，他们比工人赚得还少。”

　　长久以来，简·奥斯汀被普遍认为是一位专注于婚姻、家庭、社交等“小我”书写的作家，在《爱玛》《傲慢与偏见》等代表作品中，简·奥斯汀的目光总是聚焦于中上层阶级的精致生活，文学界对其最大的抑贬便是她对底层人民苦难和重大社会变革的选择性忽视。用夏洛蒂·勃朗特的话来说就是：“（简·奥斯汀）不用任何强烈的东西来骚扰她的读者，不用任何深刻的东西来使他不宁。”然而，这样的评价并非公允，在《简·奥斯汀书信集》中，我们时常能够感受到她对国家命运，以及裹挟在国家命运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1814年9月，当英国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的败势已成定局，简·奥斯汀仍然执著于“相信上天的佑护，让我们能有更好的期待”，并坚定地反驳着“他们认为那是必然，认为那将毁灭我们”的消极论调。她在1813年1月24日致卡桑德拉·奥斯汀的信件中谈及游记《西班牙之旅》时，也不禁感慨“我第一次为士兵而叹息”；此时的英国正陷入长期胶着的战争，简·奥斯汀的有感而发，也正是她对卷入战争的普通士兵的感怀。早在1809年1月10日的信件中，她就曾祈愿皇家军舰“圣奥尔本斯号”快些出发，其目的并不是期望军舰的起锚可以扭转战局，而是希望可以“帮着把我们的可怜军队此时剩下的人员带回家”。

　　当文学史对经典作家的评论几乎已成定势，我们却可以从书信、日记、手稿中窥见“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标签之外的契诃夫、“浪漫写实主义者”背后的简·奥斯汀、“幻想迷宫构建者”身份之外的博尔赫斯、游走在写作和生活之中的“永恒的孤独者”佩索阿，并得以窥见他们的真实和自我、可爱和纯粹，藉此感受到他们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鲜活魅力。（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