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笑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

　　与青年谈治学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悠闲、漫长又有些无聊。记得一拿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就把做过的数理化习题集送去废品站论斤卖了。回到家里，父亲指着书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我这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看。

　　念初中时，我也算是文学爱好者，感兴趣的书找来就读，并不总盯着几本名著。俄罗斯诗歌和中国现代左翼作家的小说，还真看了不少。整个高中几乎没什么自由阅读的时间，所以“随便看看”四个字一下子给我松了绑。我赶紧去补看了先前没有读过的一部分鲁迅作品，再加上两本唐诗、一本宋词。把《史记》中感兴趣的传记都看了，又通读了一遍《庄子》，算是自我挑战。

　　进了中文系，就不再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了，如果要走研究的路，还得做些准备。我心里这样盘算着，就去书架里翻找，结果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插在最靠边的地方，淡紫色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由文史知识编辑部编撰。

　　现在的图书，假如起这样一个书名，估计青年朋友会弃若敝屣。这书“爹味”太浓！你是谁？有什么资格与青年谈治学？青年凭什么要听你谈治学？再说了，你和青年做朋友，征得他们同意了吗？

　　那个年代，还没有“爹味”这个词，我对那“味”儿也没那么抗拒。倒想看看书里那些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佳作背诵如流是一种基本功

　　翻开一看，这是20位学者谈治学经验的文章合集，依次是夏承焘、朱东润、郑天挺、余冠英、周祖谟、李学勤、何其芳、庞朴、蔡仪、何兹全、陆宗达、杨志玖、周一良、曹道衡、缪钺、林庚、刘叶秋、王运熙、辛安亭、韩国磐。这些人里，我听说过的只有夏承焘、朱东润、何其芳和王运熙。夏先生是词学大师，朱先生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的主编，何先生我读过他的散文，王先生在复旦中文系任教。

　　我也知道，要治学首先要用功，读书要勤奋刻苦，但究竟怎么个刻苦法，这些学者的文章还是震撼到我了。这种震撼是从书中第一篇夏承焘先生自述的一个细节开始的：“因为觉得自己‘笨’，那就必须勤奋。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当时，一部《十三经》，除了其中的《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我的学词经历》）夏先生不是词学大师吗？家中的书架上摆着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月轮山词论集》，他早年居然还背过《十三经》！对于《十三经》，当时的我，属于“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知道这是儒家最核心的十三部经典。除了字书性质的《尔雅》，夏先生竟然都背诵过。这是什么概念呢？或许有人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不是都能背诵儒家经典吗？但问题是，夏先生生于1900年，他是考入温州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下这么大气力背诵《十三经》，并不是为了科举，也没有老师逼迫，而是为了给自己未来治学打一个坚实的底子。除此之外，他还竭尽全力，博览群书：“我在求学阶段，举凡经、史、子、集，乃至小说、笔记，只要弄得到书，我都贪婪地看。我体会到：如果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我的学词经历》）我由此知道，研究词学，只读词是不行的，必须经、史、子、集样样都看，有精力的话，基本经典最好能够背诵。多年之后，我的博士生导师刘永翔先生建议我去读读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并感叹说：“夏先生是很用功的。”导师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不是只有夏承焘先生对于背诵格外重视呢？并不是。翻看后面的篇章，才知道背诵是好多学者都非常强调的。如刘叶秋先生说：“诗文佳作，背诵如流，更是一种基本功。有几百篇诗文烂熟于胸，张口即来，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为阅读和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略读与精读》）有些学者表面上不主张背诵，其实骨子里还是看重，比如周祖谟先生说：“前人讲究背文，现在我们不提倡背诵，要求熟读，熟读可以成诵。古代一些大文学家，对一些名著都反复念，念得非常熟。至今还有学者能背《汉书》，这很受用。”（《谈治学的方法》）要熟读成诵，能背《汉书》很受用，这才是周先生要讲的重点。后来，我读到俞平伯、叶嘉莹等先生的回忆，都说早年背诵诗词让他们如何受益，我觉得都是前辈真切的体会。

　　背诵之外，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熟读经典的重要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缪钺和陆宗达先生的自述。缪先生说：“对于史书，《资治通鉴》是我最爱读而且熟读的书（当我十二三岁肄业于高小时，国文教师张卓园先生经常指导我读课外书籍，他特别指出《资治通鉴》的重要，要我读时以硃笔断句，并且在小本中记下疑难与心得）。”十二三岁，自己断句读《资治通鉴》，今天想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当年缪先生就是这样读书的。

　　更令人惊骇的是陆宗达先生，他讲述乃师黄侃（季刚）先生亲口告诉他《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重要作用：“《说文》是一部用形音义结合的方法解释晚周经典的专书，是研究文字训诂学的基础，攻‘小学’，由《说文》起步最为便捷。”（《基础与专攻——跟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说文》对于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我也有所耳闻，但让我吃惊的是黄侃接下来的教学方法：“黄侃先生偏偏不让我去读那么多的书。他只是告诉我，先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连读三遍，基本上把《说文》的词句点断、读懂，然后抛开段注，光读《说文》白文。”段注《说文》可不是小说，其枯燥繁难人所共知，即使是小说，连读三遍也受不了啊。更何况黄侃让陆宗达读的是没有断句的段注《说文》，让他自己点断文句。对于学习古代汉语来说，这就好像唐僧师徒只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陆宗达后来果然成为一代训诂学大师。上个月，北京师范大学刚刚举行了纪念陆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高度评价他对《说文》的研究。

　　读了缪、陆二位的自述，我就知道自己要去点读古书，而不是仅仅读现成的标点本。后来读了博士，听我的老师们说，当年徐震堮先生教授《汉书》课程，就是直接让研究生们点读《汉书》的。一部书能点下来，自然就理解了。假如读不懂，就根本点不断。这是读古书的基本方法。

　　大学者放下架子讲述治学的经验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中每个学者的治学领域和途径有所不同，但我发现他们都反反复复讲这样几个道理：一是要熟读古代文史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经典；二是要博览群书，尽量拓宽视野，超越狭隘的单一专业；三是做学问要下苦功夫，从文献资料出发，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四是有些特殊领域的知识，无论做哪门学问都要了解一点。比如书中庞朴先生的那篇《和初学者谈“天”》，说的是文史学者必须懂得基本的古代天文和历法知识，他举了《诗经》里“七月流火”的例子。这里的“火”并不是太阳系的行星火星，而是心宿二的大火星，是一颗恒星。“七月流火”说的是，夏历七月，大火星西行，表示暑往寒来，天气开始转凉了。后来经常看到有人误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庆幸自己较早了解了这一知识。我们在给《中国诗词大会》命题的时候，有一道题还问“七月流火”到底是指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考问的就是古诗中的这个天文知识。

　　这本书还让我有了“文史不分家”的观念。作者们都在说，学习古代文学，要懂得典章制度，而学习古代史，也需要利用诗文的资料。现在常说人文学术要跨学科，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本来就是跨学科的。书中作者们屡屡引用顾炎武的论述，后来，我参与校点整理《顾炎武全集》，分到的任务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地理书的校点，切实感受到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跨学科的非凡成就。（方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