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梦　雨

　　编者按  近日出版的漫画图书《古人的生活》系王力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官方授权漫画版，原著自出版以来长销数十年，全球销量数百万，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的重要且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当之无愧的大师经典。漫画版的编绘者梦雨身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清华大学博士，兼具深厚的文博专业知识与插画创作经验。她耗时两年，逐字逐句图解大师经典，将专业、前沿的考古文博资料与生动的漫画形式相结合。书中贯穿始终的上古小角色，以闲聊方式介绍古代世界，让读者轻松代入，以平视视角感受古人日常生活。

　　书中内容围绕古人“衣食住行”展开，涵盖衣饰、饮食、宫室、车马、什物等多个方面，贴近生活且充满趣味，极易引发读者共鸣，能够帮助读者轻松地进入古人的世界。书中以狸猫为代表的生动可爱、富有吸引力的角色设计，以及绘制精美的插画、通俗易懂的解读，具备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潜力。据了解，此书今夏上市以来已多次加印，这也带动更多人热爱并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两位先生的“胡子论战”

　　小时候读《龙虫并雕斋琐语》，印象颇深的是其中一篇《关于胡子的问题》。那是王力与沈从文两位先生关于古人胡子的一场论战。王力先生在文章中信笔提及古代男性皆蓄须，沈从文看到之后以为此说不当，认真撰文反驳，援引了许多考古实物与图像史料，来论证古人并不必然留胡子。王力先生读到后，又作一文回复，坚持认为古人是不剃须的，因为剃去毛发的髡刑是很耻辱的事，没有人希望被误会受过髡刑。至于考古材料所见无须的男子，只是年纪尚轻，髭须未生，抑或属于宫刑之类特殊情况。此后沈从文先生大概觉得言尽于此，没有再作回应。

　　年幼的我读到这番论辩非常震惊，古人留不留胡子，似乎是一个再简单、再浅近不过的常识性问题。但这样的常识性问题，当世的大学问家居然也不那么明白。王力先生的说法固然有理，但考古材料中那么多年长而无须的男性，恐怕也不好解释为都曾受过宫刑。或许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蓄须之风随时代社会而变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么，这还算得上是常识吗？

　　常识是什么？由此看来，恐怕不是“人人（应当）通晓的知识”那样简单。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认为，常识是由一整套有条理的观念组成的系统，本质上说，常识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如此看来，常识之为常识，只对身处特定文化体系的人而言。一旦脱离其语境，那些曾经人尽皆知、熟焉不察的知识与观念，就摇身一变，成为难以穷究的奥义。

　　“男人是不是必须留胡子”，在古代社会当然只是一个常识问题，无需解释或论辩。但隔上数千年，或者只消一二百年，这常识就变得模糊、陌生，再也不是原本黄口小儿都懂得的日常琐屑。

　　王力先生主编的小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所以能数十年长销不衰，恐怕正是触及了每个中国人心中隐隐存在的焦虑：作为炎黄子孙，我是不是总该对中国文化具备一点基本常识？然而想要具备此种常识，是何等狂妄的野心。虽然中国文化传统被认为是延续至今未尝中断的体系，但我们通常说的“文化常识”，大约只是Geertz所谓常识的一个小小子集——是那些拥有书写权力的人刻之金石、载诸文献的部分，且又经过历朝历代传承淘漉，今日所见，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当初那个文化体系的若干碎片。直到我成了一个以历史研究为业的人，才意识到，虽然这些碎片已经浩如烟海，但即使皓首穷经，想以这些碎片拼凑出那个完整的常识体系，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把古代常识画成漫画？

　　有一天接到后浪策划编辑博炜的邮件，约我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改编成知识漫画——用漫画的形式把书里的知识阐释出来，好让那些买了书却啃不下去的读者能真正把这本书读完。

　　我想这也太难了，怎么可能呢（我自己就是那些读者之一啊），要赶紧找个什么借口拒绝才好。但是博炜送了我一个非常可爱的猫头鹰小碗，太可爱了，我实在没有底气当场拒绝这个项目和小碗。于是我一边拖延一边构思敷衍的策略：“不妨先一起聊聊体例，然后他就会发觉这个策划根本不可行……”“不妨设计几个角色，然后他就会意识到我对漫画毫无概念……”“不妨画张试稿，这样他就会放弃我……”就这样，探讨越来越深入，从博炜那里收到的小礼物越来越多，拒绝也变得越来越难。不知道哪天起我就索性放弃了，大概是两害相权，觉得拒绝此事的难度已经大过了完成此事的难度吧。

　　但真正开始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完成此事的难度至少相当于拒绝一百个猫头鹰小碗。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解释性深度幻觉”，指人们常常会高估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程度。有关这个概念的著名实验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很熟悉自行车，但实际上没有人能正确地画出一辆自行车。你自以为明白的事，其实往往只是模糊知道一点而已。

　　是的，打破这个幻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试图把你所知道的东西画出来。我们这些上过一些学，读过一些书的人，很容易误以为自己在某些领域颇知道一些事。然而为这本书工作的每一个夜里，我都深陷幻觉破灭的沮丧。爵如何温酒？马怎样拉车？薇这种植物什么样？蜡屐是怎么一个蜡法？全是我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明白的事。

　　版筑是什么？每个学过“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中学生都能解释：版筑就是在两块木板间用杵夯实泥土，筑成土墙。在语文试卷上如此作答，就能得到满分。可是要画出来，那便是另一回事。两块木板怎样能在地上立得住？怎样限定木板的间距？怎样取直？木板的大小相当有限，墙却往往需要筑得很高，怎样才能筑出比木板更高的墙？这些问题，孟子可都没有讲。

　　《论语》中有一句“升车，必正立，执绥”——上车的时候，要站端正，抓着车上的拉绳登上去。这句话看起来再也简单不过，但要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根“绥”究竟装在哪里？人站在哪里拉住绳子？如何借力登上去？这类日常琐碎，《论语》的所有注疏都不会解释——在乘坐车马的时代，都是常识，到了今天，却得穷尽图像、文献、考古资料，才能逼近一二。

　　这些还都是琐碎细节，而《仪礼》中的宫室制度、衮服制度，本来就是历代大儒争讼不休的问题，要画出来谈何容易。手边的参考书越堆越高，电脑里的论文资料也越积越多，唯恐哪个细节不慎出错。什物篇中有一张很小的插图，解释“钟鸣鼎食”，内容很简单，描绘贵族在堂上列鼎而食的场景。起初我将编钟画在堂上，置于列鼎后方（这印象大约源自今日民族管弦乐团的摆台方式）；画完不放心，查了一通历代乐仪文献，请教了做音乐史和做礼学的朋友，终于确认钟磬应当摆放在堂下，于是又重画一遍。虽然钟鸣鼎食未必是实指，漫画也只是示意，但总怕给读者留下什么错误印象。画固然如此，文字更不敢轻忽，甚至书里插科打诨的“煨灶猫”，究竟写作“煨”还是“偎”，也直到在《猫乘》里找到依据才放心。

　　想搞清楚上古的事情真不容易啊

　　有时候这种查考活动的确会带来奇妙的乐趣（比如有一天我决定查考一下古人给哪些动物做过衣服），但更多时候只是令我在深夜陷入崩溃（难道这些事情都没有人搞清楚过吗！）。这种时候我总要发一堆消息给博炜哀声嚎叫说这书永远也做不完了，而博炜次日总会冷静地帮我继续查文献，并安慰我：没关系，按你的节奏做就好，“死”之前总能做出来的。（一个真正的deadline。）

　　如果读者诸君翻到第33页，就会在右下角看到整本书里我写得最沉痛的一句话：

　　想搞清楚上古的事情真不容易啊。

　　博炜把这句话做成表情包，为我们无数场精疲力尽的争论作结。

　　我在编后记里说“博炜为此书倾注的心力已经远超一位责编的本分”，但这句话被他删掉了，趁此机会我要再说一遍。其实单以责编的本分而言，做这本书已经相当不易，需要兼具古籍编辑、科普编辑、漫画编辑和图文书编辑的职业素养——要核对书中大量古籍引文的出处、版本和释义，考订异体字，也要查证每个知识点的来源与可靠性，同时又要审阅每张漫画的分镜草图，对每一页的图文版式提出专业意见。而额外的工作则是更困难的部分——面对一个隔三差五就想撂挑子的作者，博炜以真诚、耐心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坚持到了最后，并且终于令我相信，做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即是意义。

　　在那篇有关胡子问题的文章里，沈从文先生说，想搞清楚历史上任何问题，势必要把视野放开，结合文物和文献，“要谈它，要画它，要形容说明它，才可望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我想，“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自是极高的目标，这本小书不敢奢望，但至少“谈它”“画它”和“形容说明它”，我们已经努力过了。如果真的有哪怕一位读者因为这个漫画版而读完了这本曾经读不懂的书，向着“粗具文化常识”的野心靠近了一点点，甚至还能从中获得些许乐趣，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至于书里的小人儿究竟有没有留胡子，这个问题，还是要买一本书来看看才知道。（梦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