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怡雯

　　人的生活离不开对“物”的使用，睡觉要床榻，吃饭要碗筷，农作要麦犁，过路要桥船。徐风的《江南器物志》便聚焦人与器物的互动过程，以江南“器隐镇”为背景，用10个故事单元切入古镇民生，展现出由“匠艺”层面深入“文心”内核的创作策略，“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

　　沈从文曾在自述对器物的喜好时说，“留心细物”是“对于美特具敏锐感触”。徐风也是如此，他认为“器物是人创造的”“手艺人在它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器物沉睡的灵性”，指出器物是人们生活趣味的投射。器物无声地陪伴着人的生老病死，是对生命流经岁月的见证。

　　在《江南器物志》中，徐风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书写“器物”。一是器物制作、使用过程里的感官体验。在这里，他的表达力求令读者身临其境“美”的产生，进而领悟人与器物之间富有生命力的互动。

　　例如在《瓦片翻身记》中，汤效祖的恩师兼准老丈人颜文泰，为支持汤效祖乡试赶考，特地准备了四件器物：鸡翅木折叠油灯、青云剑、砚台和竹编考篮。汤效祖带着这四样器物赴金陵赶考，灯以照人、剑可鼓气、砚能启笔、篮能保生，最后果真中了举人。其中如考篮的制作要“细竹刀”“刀刃游弋”“竹片跳来晃去”，是“手—物”的完整动态过程。徐风通过勾勒出每件器物的形态、质感与使用感受，让“器”的交接也承载人情。

　　二是器物使用过程里的叙事功能，引器物入人事，通过述说器隐镇居民“或纠缠于器，或困扰于物”的故事，将器物的历史“显化”，与江南文明产生关联。

　　书中的《龙骨水车》讲述器隐镇车水巷农民郑龙大的一生，他的生命几乎就是一部独属于江南水乡的器物志。正月罂坑的麦锄、春农的耕犁、麦收的筛谷匾……郑龙大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七八月旱期，龙骨水车匍匐在河岸与水田间运转，正如它的制作者郑龙大在田塍上为农事奔走。引河水入稻田离不开龙骨水车，一如车水巷的人们离不开郑龙大。他和村民用朴实的农具撑起了器隐镇的农业民生。

　　不同于前作《江南繁荒录》中设置三个“部”，以词牌名（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来统筹12个故事，分述历史逸闻的写法，在《江南器物志》里，徐风更强调“器”作为“物”的意义，开篇以《一部慢戏》作为全书概述，以器作为题名向外铺开结构，却不只是描述器物，而是加入丰富的历史人情。如《鹊桥仙》《合欢桌》《瓦片翻身记》《一品当朝锅》，读者总能透过一两件物，寻找到一个或几个人的影子，进而扩大到全体小人物的生命痕迹。

　　作为地理坐标，“器隐镇”则不但起到了建构全篇的作用，更承担了模糊现实与虚构的重任。徐风实写“器隐镇”的博物志、口述史，实际上是为了在这背后“虚写”一方地域丰富的生命力，重现太湖西岸重镇的地方风物趣味。鸡笼巷、大人巷、伙头巷、百果巷、车水巷……纪实与推演如同电影镜头淡出淡入，历史性与文学性相互渗透其中。

　　例如，《扫地成僧》借陈列在镇民俗馆的老物件讲述“扫街佬”罗饭桶的一生。“一个人活在世上，需要一些依据来支撑”，罗饭桶虽然悄无声息地离世，但他毕生搜集的器物还在。这些器物遍布历史的尘土，被无数“器隐镇”的人用过、挎过、丢弃过，是活生生的民俗记录者。

　　为重返历史语境，清理并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徐风在大量翻阅镇志县志、走访调查后，使用“推演”的方式去还原罗饭桶的一生。扫帚作为器物是罗饭桶谋生的手段，烟壳酒瓶作为器物是罗饭桶娱乐的消遣，茶匙茶盏作为器物是罗饭桶精神世界的告慰。朴实、平凡、流俗的一生，恰如罗饭桶私人的收藏史。

　　因为民间文化的再发现和介入，罗饭桶那些曾被视为“垃圾”的收藏物，开始向艺术品转化，进而上升为一种江南叙事的精神符号。生活在“器隐镇”的人们，男人抽老刀牌、大前门、哈德门等民国有名的香烟，一方富裕的江南码头，各种好酒纷至沓来，故事伴随着人情，酒瓶从来不空——武陵酒、鹿邑大曲、渔阳酒……被罗饭桶一只只捡回去的酒瓶，分明是他未曾谋面的各路朋友；女人抽仙女牌香烟，用“林文烟”香水、“双妹嚜”雪花膏；孩子穿虎头鞋，望见就想起母亲；人们待客时用象牙匙柄的茶匙。这些器物所反映出的驳杂细节，恰恰是百年来江南地区民生的缩影。

　　器物托志，古今皆然。《江南器物志》是徐风融汇地方风物与个人思辨的成果，也是他在“江南器物”方向的深耕之作。他从器物的使用关涉匠艺的钻研，又上升地域文心，或如一个勤勉的摆渡者，此岸是器，彼岸是道，器道合一，往往可以得到会心一笑。这不仅是徐风对人与器物、现实与精神关系的体悟，也是他对散文写作的又一轮艺术探索。散文能不能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纪实与推演的分寸把握，徐风在他的叙事中都给出了答案。（李怡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