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瑛

　　八十载时序更替，民族记忆里的峥嵘岁月依然清晰，在烽火与泪水交织的大地上，在战歌与热血激荡的山河间，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无畏艰险进行了14年之久的英勇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文学创作的不竭富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创生的抗战文学贴近大地和人民，书写出人民在抗战烽火中的勇毅坚韧，在历史之碑上镌刻下民族精神的壮丽诗篇，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珍贵的抗争记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胸怀国之大者，以小说和纪实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续写了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崭新篇章，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文学新作。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关注抗战中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展现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与价值坚守。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用心书写民族航运家经历时代风浪的人生探索，从实业救国到沉船抗日的心路历程。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再现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险历程，描绘抗战烽火中文化守护者群像。高渊的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围绕着上海历史建筑诺曼底公寓（现武康大楼）展开叙事，联结四行仓库保卫战等真实历史事件，形成虚实交织的上海城市史诗。路内的长篇小说《山水》描述一个汽车司机的四季人生，他驾车穿过抗日的前方后方，驶过历史的万水千山。还有赵柏田的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危城》、张庆国的长篇纪实文学《绿色的火焰》、庞瑞垠的长篇小说《补天裂》、房伟的短篇集《猎舌师》、牛余和的长篇小说《蘸火记》、许刚的长篇小说《莹光血痕》、简平的儿童文学《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等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抗战文学创作的新鲜样本。评论家施战军精要分析了抗战文学新作在叙事上的探索、内涵上的丰富：“作家在创作中挖掘中国人奋起抗战的根源，让团结抗日成为民族气节和生活信仰，在小说的情节中展开英雄气与儿女情的水火相融、人间烟火在抗日烽火中的有力呈现。作家用民族个性与生活情状适配的语韵，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呈现一幅幅鲜活的抗战生活画卷。”

　　以真实力量，表现迁移中的民族大义

　　以文学的方式深入全民抗战的历史，以非虚构的真实力量，呈现民族的深长记忆，需要作家有着尊重抗战史实的写作态度、探寻历史真相的理性精神、充满想象力与感染力的表达。赵柏田的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危城》、张庆国的长篇纪实文学《绿色的火焰》以真实的史实、真诚的情怀与今天的读者对话。

　　“历史不只是年份和事件，更是人类过往的生活史和生命史，作家要有家国情怀和历史见识，才能讲好中国人万众一心、守护河山的抗战故事。”作家张庆国在半年时间里，从北到南寻访15个省，几十个城市，他开展实地考察体验，从西南联大旧址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到抗战时期故宫南迁文物的最后隐藏地……在高铁的车厢、街道旁的石礅、江河边的地上，他随时坐下，在手机上记录所见、所思和所感。每天晚上回酒店房间后，打开电脑整理成文，他写下15万字的调查日记，50万字的采访文字，最终完成创作。

　　《绿色的火焰》真切描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抗战的样貌，西南联大的大学教育，学者的研究著述，文学、戏剧、音乐等文艺活动，还有文物保护等；书写知识分子文化抗战中的生命史、心灵史，以及大后方多地的风土人情，坚韧不拔的民族个性，向读者展示了真实可感的文化抗战。

　　“每一滴露水都要有来历，每一句对话都要有出处。我在书中用脚注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历史的尊重、对前人劳动的尊重、对非虚构这一文体的尊重。”这是作家赵柏田创作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危城》时遵循的原则。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成为日军争夺长江流域的新战场。上海的工厂数量超过了其他城市工厂的总和，维系着中国工业的命脉。《生死危城》以非虚构方式叙写淞沪抗战期间，上海重要工厂物资西迁内地的艰难历程：政府官员、实业资本家、中小工厂主、技术工人们在烽火硝烟中进行着命运的生死博弈，呈现了在国家危亡中的民族大义和真实人性，也记录下近现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幕。

　　赵柏田表示，这场发生在88年前，沿着苏州河、长江的中国工厂大转移，其牺牲之悲壮、其影响之深远，犹如二战时英军在英吉利海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如何处理好这个重要的历史题材，如何坚守非虚构的写作伦理，又让艰险的迁移历程像惊险小说一样可读，是对我写作的最大挑战。”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内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课题。为了完成这部承载上海工业记忆的重要作品，除了多次实地踏勘，赵柏田还查阅了大量史料，当年参与、见证工厂内迁的工作人员写下的回忆录与日记，如钱昌照回忆录、翁文灏日记、历史学家张朋园主持的《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等，还有工部局的大量档案。赵柏田对记者表示，他建构了一个几百册规模的小型图书馆，收集了以上这些原始史料，还有国内出版社整理的20余册“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吴景平教授的《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孙果达教授的《民族工业大迁徙》这类学术书。

　　1937年是这两部作品展开叙事的重要时间节点。《生死危城》以1937年淞沪会战为中心的前后各两章，写出了工厂内迁的前奏曲与进行曲，让整个大迁移有了清晰分明的秩序；以作家的叙述与引文两种形式展开情节，叙述的当代视角与引文的还原历史现场，形成学术性和故事性结合的真实氛围感。《绿色的火焰》也从1937年展开文化抗战的叙事，梁思成与林徽因带着营造学社的测绘资料离开北平，他们踏上南迁之路，与故宫文物西迁的列车一样在战火中颠簸。一场跨越多省的转移中，西南联大师生徒步穿越湘黔群山，穆旦在途中写下诗歌《春》，为艰险历程注入诗意的坚韧。延安鲁艺师生们唱响的《黄河大合唱》，奔涌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雄浑力量。

　　他们不依赖于题材的重要性，更注重对历史材料的深度挖掘，将读者带入具体可感的历史场域。张庆国在长途跋涉到达历史现场前，他首先研读专业书籍，梳理历史资料，在非虚构写作中，突出实证原则。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是相互印证的过程，他心有感慨：“前辈们的家国情怀给我灵感，让我描摹出他们在文化抗战中的挺拔身影。”

　　以人物群像，展现不屈不挠的全民抗战

　　心如铁，血如钢，抗战中顽强挺立的中国人书写着全民抗战的历史，唱响一曲曲收复山河、守望和平的人民之歌。庞瑞垠创作的长篇小说《补天裂》、房伟创作的短篇集《猎舌师》以不同体裁、不同形态展现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

　　如何书写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抗战？如何展现南京人在国破家亡时的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庞瑞垠认为，“小说要在全民抗战的真实历史情境中塑造出各个阶层的人物群像”。《补天裂》展现南京人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14年抗战历程：以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为背景，从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引出两条行动线展开情节，讲述他们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到砥砺风雨、捐躯报国的成长故事，塑造了一群舍生忘死、挺身杀敌，不畏艰险、潜行敌后，投身民族救亡的南京市民群像；浓墨重彩地描绘当年身处危难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全民抗战的壮丽画卷。

　　“如何在精短篇幅中，快速进入抗战的历史情境，将读者带入感性的历史氛围，展现坚韧抗战与历史思索？”这是房伟在构思抗战小说集《猎舌师》时，常常考虑的问题。他的《猎舌师》犹如一套独特的文学“组合拳”，通过具体历史场景的“横截面”，回望中国全民抗战的历史时刻，以短小篇幅打开宏阔叙述空间，涉及南京、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济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据地，还有日本北海道、越南河内等。评论家王尧认为，房伟犹如一位“蜘蛛侠”，将19部作品织成“历史蛛网”，他在现实与魔幻、虚构与经验、风俗与人情之间探寻，这些特色各异的短篇集合体，构成一种长篇效应，又保存着每个短篇的独特视角和思想内涵。

　　庞瑞垠从南京的历史文化出发，从他在南京生活的真实经验出发，以史料档案与亲历者口述为依据，塑造出古城南京的守护者群像，他们中有大中学校师生、医生、工商业者、手工业者、武馆拳师等，他们在危难中英勇无畏，殊死抗日，他们是千年古城南京的守护者。“我要为他们立传，塑造出鲜活的人物群像。”读者在小说中，看到抗日战火对人的洗礼、普通民众在民族危机前的觉醒和担当，主要人物的成长过程也使全书有了更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已是86岁高龄的庞瑞垠将这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看作是自己的封笔之作，“南京是我的故乡，感觉自己很幸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写出南京人的乐观、直爽、坚韧，将全民抗日与南京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一种刚柔并济的审美品格”。

　　房伟的小说也刻画了不同阶层的小人物，比如中国厨师、八路军战士、根据地民兵连长、自发抗战的普通村民、伪军小军官、日军逃兵等，他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展示抗战中的横截面，“有些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些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最终整合串联，表现中国持久的全民抗战，揭示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战火硝烟中的人性冲突”。

　　以家国叙事，唱响守护山河的青春战歌

　　十四载抗战长卷，一曲曲青春战歌让人难忘。“蘸火”，亦称“淬火”，战火中的青春，恰似锻件蘸火，历经生死考验而百炼成钢。牛余和的长篇小说《蘸火记》和许刚的长篇小说《莹光血痕》生动展现了抗日烽火中青春生命的成长历程，淬炼出刚强又柔韧的生命力，将英勇抗战与地域文化交融共生，既有文学叙述的创新，也承载了地域文化的厚度。

　　“战争的残酷往往使生命过早地展示出成熟的一面，当年长岭山上三支队伍的‘首长’和中层干部，除我和尚邨英30多岁，其他的大多20来岁，我们的女兵小队战士，则清一色十八九岁。”这段陈述来自《蘸火记》主人公何苇杭的日记，记录了当年他们在山东章丘长岭山浴血抗战的青春岁月。小说展现了尚邨英、何苇杭所在的抗日游击队，梁铁峰、夏侯雪所带领的独立大队，卢毓奎率领的独立旅，三支抗日武装力量以铮铮铁骨保家卫国、不断磨砺的战斗青春。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吴义勤认为，“《蘸火记》将章丘的铁匠文化与抗日革命战争的英雄故事有机融合，将人物内心深处的革命激情和儿女柔情与大时代的慷慨悲歌相结合，呈现出雄伟浑厚、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学风格”。

　　许刚父亲对他讲述的抗日经历，让他心潮难平，“多年来，我一直想书写1942年到1945年期间，家乡武义人民前赴后继保卫萤石资源，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当年他们正值青春韶华，他们无惧生死地守护家乡重要矿产资源，战火中的青春壮丽而动人”。他表示，完成《莹光血痕》的创作，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1942年，日军侵入浙江省武义县，武装霸占萤石矿，拆民房，毁良田，抓矿工，大肆掠夺武义萤石。学习过影视剧创作的许刚注重以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展开小说情节，杨家矿矿主因拒向日军交出《武义县萤石及温泉点分布图》，被日寇杀害。他的女儿方玉莹从小习武，意志坚韧，她女扮男装，单枪匹马为父报仇。杨家矿另一曾姓股东的儿子曾睿剑从军统打入日军内部，他与方玉莹青梅竹马。不知实情的她认定他是汉奸，几次与他生死相搏。共产党人周东曦奉中共浙江省委的派遣，组织抗日游击队，寻找、保护方玉莹，小说生动展开了武义军民为保护萤石矿藏的英勇斗争，描述了当年武义社会各阶层的面貌。

　　这两部长篇立足中华大地、家乡热土，将地域文化、家乡资源与抗战青春有机融合，将人物内心的民族大义和儿女柔情相互结合，在个人与家国的叙事范式中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蘸火记》开篇引用何苇杭的日记为序曲，结尾巧妙地借助她的日记收鞘。她的主要身份是八路军政委，领导女兵小队完成军事训练，英勇抗日杀敌。她身上既有阳刚气质，又有女性的丰富情感，她感怀战友们的悲壮牺牲和真挚爱情，重塑了长岭山的性格和气质。她是投身抗战洪流中的时代女性形象，也是作家在抗战宏大叙事中，对个人成长“微观史”的书写。

　　《莹光血痕》也展开了女主人公方玉莹在青春时代就经历了错综复杂又危机四伏的人生境遇，从个人的爱恨情仇到心怀民族大义的成长经历。这两部长篇注重描摹人物的成长曲线，不仅呈现她们的行动，更是追踪她们心灵的提升，她们不是生而英雄，而是有着经历抗战严酷考验的精神成长，体现着中国人民在战火中淬炼的抗战精神。（王雪瑛）

　　原标题：抒写百折不挠英勇抗战，唱响守望和平人民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