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辰

　　如果用当下的评判标准来审视《猫城记》，就“科幻”而言，这部小说多少会显得有点“不够格”。虽然小说中的“猫城”是在火星，可是，整部小说并没有太多内容真正的与科学技术相关。比起“科幻”，它倒更像是“架空”，老舍借着火星这个场域，将许多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重新加工演绎，读起来不仅不“幻”，反而很“实”，火星成为老舍测试地球文明的试验场，很多在现实中不方便说的话，借着“猫人”这些实验道具便能说了；很多因为太过残酷而不敢推演的内容，借着“猫人”的行动也便顺理成章地推演下去了。正如老舍在《猫城记》自序中说的那样：“猫人是猫人，与我们不相干，管它悲观不悲观。”

《猫城记》插图 高荣生 作

　　可是，请不要把“科幻”的概念想窄了，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在《猫城记》中，老舍创造了一个能够承载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与理解的“猫城”，并在与“猫人”的辩驳性对话中勾勒出一个理想中的世界，在《猫城记》的“实”中，却又真真切切地蕴含着“幻”的成分。故而，将《猫城记》定义为“科幻小说”也并不为过，只是，这部小说是一种特殊的“科幻”，“科”乃是社会科学，“幻”则主要关于社会建构和社会制度。就这个角度来看，老舍的《猫城记》与晚清的一众科幻小说有着深厚的谱系渊源，此类科幻小说亦可被视作是“政治幻想”小说，其根本不在于阐明科学知识或者寄托某种形而上的哲思，而是在于为理想读者展露自己的政治期待与抱负。

　　虽然老舍并不是那种性格激进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中国的时局无所用心，相反，从老舍早期的多部小说中都能看出他对发生在身边的政治风潮不仅十分熟悉，且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细读老舍的很多作品，便会发现他对现实的态度并非是冷眼旁观、事不关己，他不仅能在问题的制度性方面“幽”上一“默”，而且对人事上的“小九九”更是洞若观火。老舍心中有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有许多“应有之是”，这些是老舍所一直追寻的东西。在《猫城记》里，这些“应有之是”是通过“我”对“猫人”的质疑与否定展现出来的。“我”心中有个确定的主意，即“我与大蝎的关系，据我看，永远不会成为好朋友的”，这无关于种族，“猫人”的世界观在不停触犯着“我”的底线，甚至在很多场景下，这会逼得“我”不适，逼得“我”不得不掏出那把手枪。不过，“我”掏出手枪并不代表老舍的《猫城记》是“文明冲突论”的证据，手枪于我而言，更多是一种防卫性的工具，整部作品中，“我”也没有掏出几次，而“我”和“猫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互相观察的姿态，“我”不属于“猫城”，而“猫城”与“猫人”也从来没曾想过“我”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如果结合老舍本人的经历来看，《猫城记》中的“我”与现实中的老舍的确存在着交集。在创作《猫城记》之前，老舍有五年多时间是在英国度过的，他在教书之余也在不断反思着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老舍并不倾慕英国的文化，但是通过英国文化的镜子，又使他看清了中国社会在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老舍和《猫城记》中的“我”一样，成为了观察者，他不属于曾经的老旧中国，也同样不属于当时仍然繁荣但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英国。

　　老舍来到英国后不久，便爆发了1926年的大罢工，虽然在目前有关老舍的文字里没有看到相关记载，但是这场波及整个英国的大罢工对初来乍到的老舍而言不会仅仅是新闻里的报道。而在老舍离开英国漫游欧陆时，那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大萧条正在酝酿中，及至老舍在新加坡逗留的那几个月，大萧条已经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了。而这一事件在亚洲影响最大的区域便是日本，随之，日本便在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而在1932年，日本侵华的火焰还真真切切地烧到了老舍的身上，在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上海，导致商务印书馆被炸毁，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手稿也在其中，就此烟消云散。在创作《猫城记》时，战争的阴影笼罩在老舍的文字之中。数年后，老舍回忆起自己的这部小说，仍是对“《大明湖》的稿子烧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难”的事情耿耿于怀。

　　在《猫城记》中，很多地方都能读出老舍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恨意，当“外国人”开始攻打“猫城”，“我”眼中的这些敌军不仅身量“多数都比猫人还矮些”，脸上的神气也“似乎都不大聪明”，且带着“小气与毒狠的样子”。但是，即便是面对这样一些敌人，“猫人”也习惯于逃跑、不抵抗，乃至投降，即便是明知要被尽数屠戮，“猫人”也只是逆来顺受。在老舍的行文中，分明能感到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他“不能承认这些矮子是有很高文化的人”，但是“猫人”比这些矮子还要更逊一筹，因为这些矮子的心中至少还有“国家观念”，而“猫人”的心中却只有自己。即便是在最后，“我”看到了一些“猫人”开始了反抗，但是，“他们还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干”“他们至死还是不明白合作”。不难看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老舍的眼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合作是要有国家观念在背后作为支撑的。在外敌的侵略下，如果没有国家这样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强大主体，一切国家便会像“猫人”们一样，最终灭绝。老舍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有见地的，其实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猫城”不只是当时老旧中国的隐喻，其范围实际上覆盖了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区域。

　　李长之曾经批评《猫城记》，称其“是一篇通俗日报上的社论”或是“还算有兴味的化妆讲演”，这点其实并没有说错。在《猫城记》中，情节的发展常常会被其中人物有关政治和文化的长篇大论打断，例如第十八节，整个一节便是小蝎的独白，老舍上来只是一句“下面是小蝎的话”。这种写法可溯源至晚清，尤其是梁启超等人推行的新小说，而这种写法并不利于小说的阅读体验。但是，从老舍的连篇累牍中，即便是再愚钝的读者也能够感知到这些话是他非说不可的，甚至说，整部小说的情节也许正是为了衬托出这一段段看似游离在文本之外的“讲演”。在战争的阴影下，老舍其实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硝烟是充满焦虑的，他迫切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写作传递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不惮于顶着批评家的诟病。

　　把《猫城记》中的“讲演”文字抽出来阅读，读者们就可以发现老舍对当时社会的认识虽然会有部分偏颇，但是就整体而言却是十分深刻的。如果说“猫人”的性格是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隐喻，那么“讲演”文字的内容却是老舍对这当时中国的现状发声了。此外，老舍还尖锐地指出革命在“猫城”“成了一种职业”。读者们可能会对老舍的这些论断感到吃惊，这正是茅盾在《幻灭》《动摇》《追求》以及《子夜》中所提出的问题，其实，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只要是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作家，无论是老舍或是茅盾，都不能不去思考这些问题。

　　由于长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老舍还在相关领域有新的发现。在《猫城记》中，小蝎称其父亲大蝎为“专门作政治的”，而自己“能充分帮忙”的“只有文化事业”，并直截了当地点明了“文化事业由我作他的代表”。这其中便蕴含着老舍对于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政治是“父”，而文化是“子”，即便是作为“子”的文化事业再有想法，如果作为“父”的政治仍是因循守旧，那么“子”依旧是无法有任何作为的。只需看看“猫城”里的大学，号称是“最高学府”，也只不过糊弄了事，第一天入学，当天便毕业。学校如此，学者亦然，若是有“猫城”这样不堪的政治，学术也只能任其腐烂下去。

　　在老舍的眼中，于文化教育事业而言，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学习倒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则是对于国格的培养，而“猫城”人最欠缺的便是这方面。借用“外国人”的口，老舍申明了自己对于“国格”的看法：“武力缺乏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与没国格的国合作的。”老舍还说：“国弱是有多种原因的，天灾，地势都足以使国家贫弱；但是，没有人格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别人的同情的。”这也是战争的阴影在这部科幻小说中留下的痕迹，老舍清醒地意识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所面临着的精神危机，他一针见血地将其道出，并期待着人们能够读到，并能够清醒。

　　如果回到《猫城记》的创作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世界上空，正如老舍笔下火星上灰色的空气，使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猫城记》虽然看起来不够“科幻”，但却寄托了老舍对中国当时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期望，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才能伴随着中国人民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时刻，冲出战争阴影，迎来光明曙光。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