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漱渝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呵，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记得高中毕业那年，不满十七岁的我曾为一首蒙古族的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而痴迷。“嘎达”是幼子的意思，“梅林”是官职（掌握骑兵卫队）。这首歌以“鸿雁”迁徙起兴，歌颂了一位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率领民众跟王爷、军阀抗争的故事。年少无知的我曾在幻想中将这首叙述作品改编为宽银幕电影。片头自然以这首民歌的旋律作为序曲，画面上呈现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一群起义者骑着彪悍的骏马奔腾而过，手中挥舞着蒙古族的环刀和弯刀……这个约七十年前的梦想，至今仍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

　　我看到有些介绍文字，称《嘎达梅林》是一首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但传统的史诗（epic）概念，是以马克思对希腊史诗的论述为依据，以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范例，以古传性作为特征，是人类社会童年期的产物。《嘎达梅林》虽然是一首以马头琴伴奏和五声音律演唱的叙事民歌，具有历史、社会、文化、艺术多方面的价值，但取材于1929年发生在科尔沁草原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距今还不到一百年，还只能视为一首具有史诗性的长篇英雄颂歌。不过，从广义而言，凡以重大事件为题材，规模宏大，艺术精湛的作品，也可视为现代史诗，如国产经典《东方红》就被定性为音乐舞蹈史诗。

　　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具有史诗的传统，比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其中《格萨尔王传》超过一百万诗行，两千万字，至今仍在传唱，是世界仅存的一部“活形态长诗”。对这篇史诗的研究，开创了一门特有的学问，简称为“格学”。苗族、瑶族、侗族、壮族、彝族、畲族等，也各有各的史诗。

　　汉族有无史诗？这是一个看法分歧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湖北神农架及周边地区发现一部名为“黑暗传”的手抄本：“先天只有一团烟，黑黑暗暗漫天边；有一老祖叫黑暗，天下事情他总管”。这首三千行的长诗涉及盘古、女娲、炎黄等十六位神话人物，以及九次洪水，三次开天的传说故事，通过击鼓艺人和民间薅草锣鼓的说唱流传。2002年整理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学术界对《黑暗传》的性质持有异议，因为这部作品成型于明清时代，文本有残缺，内容掺杂了东汉时期才产生的道教和两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佛教元素，应该视为地区性的民间神话叙事诗。因此，《黑暗传》能否视为汉族的古老史诗，学术界尚无定论。

　　在汉族的文化史上，史诗这种长篇叙事诗的体裁相对匮乏，或暂付阙如，是个事实。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对此的解释是，汉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黜”，有贬低排斥之意。《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反对谈鬼神怪异之事，是妨碍汉民族幻想丰富的原因之一。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epic译为“故事诗”，认为“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他学者——如蒋智由、王国维等也有类似看法。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中则持有异议。他认为“神话的历史化”和“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是导致汉族史诗缺乏的原因。不过也可能有些史诗缺失了，如《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蚩尤》，所以还不能断言汉族无史诗。简而言之，目前中国史诗研究界有三种意见：一，汉族无史诗。二，汉族有史诗。三，汉族的史诗不为主流文化所重视，只零散遗存在《诗经》《楚辞》一类古代典籍当中。如《大雅·生民》，讲述后稷诞生的故事。《商颂·玄鸟》，描写简狄吞下燕子卵生下商族祖先的传说。

　　不过，认为汉民族想象力贫乏是史诗匮乏的原因，这恐怕需要进一步探究。一个缺乏神思冥想能力的民族，能创造出《搜神记》《聊斋志异》这样的志怪小说，能创作出《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神魔小说吗？更不能以有无史诗作为文化整体高低优劣的主要标准。文学体裁十分丰富，如同花圃中群芳争艳，各美其美。恩格斯指出，荷马史诗产生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那么史诗就具有原始性和不可再生性。与其在“史诗”的概念上困扰，远不如丰富当代文艺作品的史诗性。

　　我认为，史诗性应是优秀作家应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不仅体现于它的宏大叙事，而必须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和英雄精神。

　　史诗是虚构的口头文学，但也有其历史内核。比如我们能从《伊利亚特》中看到古希腊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时期的铁器、陶艺、造船、建筑和炮楼。个人创作也可以具有史诗性。比如巴尔扎克就自觉承担了“法国社会书记员”的使命，从他的《人间喜剧》中可以了解到1816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从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可以了解到俄国农民革命的力量与弱点。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

　　“有着时代的眉目”，这正是史诗的基本属性。鲁迅作品也可称为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史诗”，其认识意义不亚于任何一本相关的百科全书。

　　民族性的核心是独特的文化特质，它反映在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该民族能够凝聚一体，长盛不衰的精神纽带。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体现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以及最近大力弘扬的抗战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必胜信念的集中体现。“诗言志。”史诗性作品应该以弘扬这种民族的优秀品质为精神原则。

　　英雄性是史诗的重要标志。史诗、英雄、战场经常三位一体。但古代史诗中的英雄多半具有神性和半神性，他们气概非凡，血统高贵，其行为通常与战争相连，但有些也具有“凡人性”，其伟大与局限浑然一体。如《伊利亚特》中的赫克托耳，就是一位以群体利益为重的“凡人英雄”。当代英雄应承续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和广阔心胸，其精神内核体现于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无私奉献，在平凡中显示出非凡的气质，成为民族的脊梁和坐标。他们的事业无须借助宗教和幻想来进行渲染，能造福于生者，启迪于后人。

　　当前，国际秩序呈现出多极化格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历史进程当中，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文艺类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史诗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是形象性的历史记录，又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史诗小说化”，也成为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文艺因时而兴。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起。具有崇高使命感的当代文艺家，应为时代留下史诗性的作品，为人类创造更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的史诗性作品，就是将来的历史性借鉴。（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