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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生坚
古典学的核心在语文学,而历史上第一个以“语文学学习者”自命的现代德国学派创始人沃孚(F.A.Wolf,1759—1824),对于语文学被“限定于仅文献研究一域,排除文艺鉴赏”颇为不满,“顾犹怅怅”(《西方古典学术史》)。他心目中的古典学(Alterthums-wissenschaft)应该是“古代事物之科学研究”,包括文献、考古、历史、艺术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涵盖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然而,且不说历来有不同的主张,就说当下,在“文科危机”之中,古典学界还有人轻视文学、艺术,不管有意无意,在文科内部互相排挤踩踏,这就很不好了。那么,为什么古典学需要重视、研究艺术,需要有艺术学、艺术理论?
其实,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问题,因为古典学本来就包含了文艺鉴赏和艺术理论。在古代人的政治、教化和生活世界中,有各种文艺活动。在对王公贵胄子弟的基础教育中,中国古代有“六艺”,西方有“七艺”,包括音乐、舞蹈、诗歌、辞章等等。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的第一编“雅典时期”,包括史诗、抒情诗、戏剧诗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修辞学、语法学,大部分都与文艺相关。今天成为古典学研究对象的经典文献,有很多对于文学、艺术的讨论。说到这里,特别遗憾的是中国先秦的《乐经》失传,只留存了“五经”,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了与“礼教”相辅相成的“乐教”;然则祸福难料,中国历代还是产生了光辉灿烂的艺术瑰宝,其中有不少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古典学倘若以经学为正统,也不能因为《乐经》的失传,无视如此丰富的传统艺术,从而轻视、排斥艺术学。
道理和事实都非常清楚,可又没这么简单。一部分古典学学者轻视、排斥艺术学,这种现实状况使得“为什么古典学需要艺术学”成了一个问题。而古典学轻视、排斥艺术学,好像也有它的道理,概言之,大致包括语言、文字与形象之争,客观性与主观性之争,认知与创造之争。
语言、文字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真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语言基础是古典学的“看家本领”。古典学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探究古代文明、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而艺术学所关注、研究的艺术,总是要诉诸感性形象(看似无形的音乐也有“音乐形象”)。相对于形象而言,文字具有更强的准确性、稳定性,便于保存和传播。但是,从古至今,各种形象(包括符号、标识、信号等等)也在现实生活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今天,技术大大改变了形象在记录、保存和传播中的劣势。且不说全世界还有13%以上的文盲率,就是在识字人口中,也有很多人更愿意通过形象接受信息;而艺术形象更带来情感上的交流,可以传达“无以言表”的复杂感受。此外,语言、文字终究是对世界的抽象,而形象更为直接地呈现着生动、鲜活的世界。总之,在这个图像时代,那种语言、文字对于形象的优越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之自信”。
跟所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古典学的发展也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后者不断提供更加先进的工具、手段,来从事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古典学也跟其他学科一样崇尚客观性,来保证“科学性”,把主观性等同于偶然的、任意的、不严肃的,是要在研究中竭力避免的。即便以艺术史学为基础的艺术学同样也注重客观性,而在古典学看来,还是免不了沾染了艺术所固有的主观性。但是,人终究是主观性的人,人所认识到的首先就是非物质的“心灵现实”(或者说现实在心灵中的“镜像”);初步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人的生活更是一种“精神生活”。自从十九、二十世纪以来,思想界越来越认识到了科学主义的弊病,与无意识、非理性一样,主观性也逐渐得以正名。人的主观性不容抹杀的根本理由在于,“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最大的赠品,最伟大的杰作,最为他所珍贵的,就是那自由意志”(《神曲·天堂》第五篇);哪怕作为一个必要的假设,人也必须有意志自由(康德),惟其如此,才可以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类正在进入的AI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极端客观性的时代,更有必要在各个学科中适当保留、维护人的主观性,让这个时代保持平衡,古典学也不例外。
古典学奉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准则,要求在认知和阐释中,“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这当然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此同时,对于经典的注疏、解读,实际上也要求发挥真正的创造性的洞见,否则也会“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哕也”(鸠摩罗什)。换言之,古典学的认知和阐释中就包含着创造,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相较之下,艺术必须是一种创造,但是它同样也是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再现,或者说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模仿”,不只是模仿一个现成的“造物”,更是模仿自然界的“创造”。艺术学则是对艺术这种创造的认知。把艺术学纳入古典学之中,有助于“一本正经”的古典学更进一步焕发出生动活泼的创造性。毕竟,古典学之所以要去认知古代世界,最终也是为了创造现实的、未来的世界。
总之,古典学实在没有理由轻视、排斥艺术学。
归根到底,一切学术的合法性都来自它们是否/如何服务于生活。德里达说,“生活,按照定义,并非人所能学会的东西”(《马克思的幽灵》)。学会生活,服务于生活,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古典学想要充分认识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从而服务于当代人的生活,很有必要把艺术学作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时,古典学和艺术学都必须服务于时代。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九封信里说:“科学(按即哲学)与艺术两者都效忠于时代精神。”为了更好地“效忠于时代精神”,古典学也需要比它更直接地“接地气”的艺术学,正如艺术学需要古典学的支撑一样,这将会使两者相得益彰。
在2021年5月24日的访谈中,刘小枫教授说:“古典学重在培养人的品格和人的修养。”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以语文学为核心的古典学应当是人文主义的典范。现如今所谓“文科危机”是一种表相,一种征兆,其根源和实质是AI时代的“人的危机”。人是一切艺术的真正的核心,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看来,古典学为了应对这场“人的危机”,也需要艺术学,使之更加充满人的气息和生机。(朱生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