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李寄斩蛇》是东晋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的名篇，编撰者干宝收录这一来自民间的故事，或许是觉得它离奇怪异，也可能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若将《李寄斩蛇》视作普通的冒险故事或英雄传说，恐怕低估其深层次的价值。隐藏于故事背后的复杂内涵，更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探究。

　　李寄的家乡出现了一条骇人的蟒蛇，十分恐怖，危害乡里。这条长约七八丈的巨蛇盘踞在山洞里，一旦缠上某个人，那人就难逃一死。巨蛇还有通灵的本事，给百姓托梦，让他们献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百姓无奈，只好照做，但寻常人家根本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遭难，只好找了一些婢女和犯罪人家的女孩子做祭品。但即便如此，巨蛇还是不满意，一连吞吃了九个小女孩，还要继续祸害百姓。故事中的李寄认为自己是家里的小女儿，也不能给父母延续香火，就主动表示愿意去当祭品。见到巨蛇，李寄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宝剑与猎狗，与巨蛇搏斗起来：先是猎狗咬伤了巨蛇，李寄又挥动利刃，斩杀巨蛇。

　　这个故事看似寻常，细究起来却很有深度。巨蛇看似是灵异妖物，实际上却是萦绕在古代民众心头的压迫者的象征。在古人眼中，蛇不仅具有强悍、可怖的力量，也很神秘，行踪莫测，让人不寒而栗。耐人寻味的是，本来应该由官府出面解决的蛇患，却让百姓独自面对，甚至要通过献出女孩子的生命来保全家人。这不仅是官府的失职，更是社会秩序混乱的表现。当民众只能借助灵异力量来对抗灾厄时，官府往往也会从保护者变成压迫者。可以说，《李寄斩蛇》中的官府角色，与巨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体两面的，它们让百姓畏惧，要谋害百姓的性命，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存。只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百姓也好，作家也罢，是无法直接言明这一点的，只能借助文学手法进行象征与隐喻。

　　百姓向巨蛇献祭，本质上就是被权力驯化之后的民众为了生存而被迫作出的牺牲。尤其是当献祭成为一种规则、制度时，百姓就只能被掌权者欺压，任由他们索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李寄斩蛇》中的祭品不是金银财宝、锦衣玉食，而是最心疼的骨肉——如此文学设计，就是古代普通人对官府压迫乃至封建专制的控诉。李寄的形象因而显得愈发珍贵。她来自民间，又具备普通人所不具备的反抗能力。“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猎狗也好，宝剑也罢，她使用的抗争“工具”，也不是多么稀有的东西，前者是为百姓看家护院的伙伴，后者是最常见的武器之一。李寄本身也没有什么魔力，全凭两件常见的“工具”，就斩杀了压迫者，可见其武艺之高，力量之大。这当然是文学的夸张，但也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

　　正如后来的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控诉封建时代“吃人的体制”，《李寄斩蛇》对压迫者的控诉与批判也是很有深度的，却没有那么直接，采取了隐晦的表达方式。古代百姓自然不敢写出什么“斩龙”的故事，但在古老记忆里的蛇的形象，却可以很好地满足替代的功能，以“斩蛇”来隐喻“斩龙”，其实就是在控诉压迫者的累累罪行，为民众的生存与尊严而呐喊，甚至幻想可以战胜压迫者，实现彻底的自由与解放。

　　或许是因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常常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在大一统时代的对封建皇权的绝对服从性被消解，一些受压迫者也像昔日的陈胜、吴广一样，心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渴望在乱世振臂一呼，成为新的掌权者。这种深层的隐晦心理，作为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也表露在《李寄斩蛇》的故事里。李寄在杀掉巨蛇后，走上了人生巅峰，也改变了家人的命运——“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指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李寄竟然从百姓的孩子，实现阶层跃升，一步登天，荣膺王后之尊，跻身新兴贵族之列。

　　若没有这样的故事结尾，《李寄斩蛇》就是个“勇者斗恶龙”的故事，这在古今中外的传奇故事里并不少见。但它却在“勇者斗恶龙”的基础上，增加了“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悬念，这极大地提升了文本叙事的复杂性与开放性——李寄与漠视百姓生命的官府融为一体，还能为百姓伸张正义吗？当反抗者被招安，当边缘人成为掌权者，还能继续抗争、继续呐喊吗？在这背后，正是植根于民间的某种朴素认知：人都不想被掌权者欺压，却又渴望自己成为掌权者，起码能被权力庇佑。这是一种妥协的观念，是不彻底的反抗思想。这也是古代农民起义者即便成功，也无法真正为百姓带去解放的深层原因，甚至多数人也不会归咎于抗争者，只会遗憾自己不能跻身胜利者的队伍，不能从新的利益集团里分一杯羹。

　　《李寄斩蛇》最深层的内涵正在于此，它引人深思，也令人警醒。若斩杀恶龙、巨蛇的英雄最终成为新的压迫者，这样的抗争无疑是失败的。古代史上的刀光剑影、明争暗斗，往往就围绕这反复出现的“权力循环”而展开。只有“李寄们”彻底放弃封建思想、摧毁压迫体制，才能将自己、将民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