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宇荣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唐伯虎常被赋予一种“江南才子足风流”的色彩。而孙炜所著的《唐伯虎传》则以明朝中期苏州府一场乡试为引子，将折戟落马的少年彦才唐伯虎拉入历史的帷幕之中，铺展开一张囊括其时科考场、名利场、文艺圈的庞大社交网络，文林、文徵明、沈周、王鏊等人逐一登场，勾勒出唐伯虎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徘徊挣扎的一生。

　　唐伯虎是文学形象演绎里最具刻板印象的人物之一。与已有的唐伯虎传记相比，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唐伯虎人物形象的解构并未局限于故事性，还涵盖了人格精神、艺术旨趣等方面，做到了图文并茂，形神皆备。

　　更为难得的是，行文中对唐伯虎时而“隐身”的处理，反而拨散了环绕其周身的历史迷雾，让唐伯虎及其所处时代的江南文化形态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比如，在唐伯虎交友圈的迭代进程中，作者特别关注了他与文徵明的交往。文徵明作为唐伯虎一生的知己，人生境遇与道路抉择皆与其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唐氏三婚迎娶沈九娘一事上，两人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唐伯虎竟写下“牛顺羊逆，愿勿相异”的负气之作。本书中的文徵明则似是另一位传记主角，作者对文徵明的叙事与唐伯虎的故事穿插进行，让读者更能对唐伯虎精神人格上的“不羁”产生共情。

　　再比如，“尝负凌轶之志”的唐解元为何最终“放下”了仕途？从会试舞弊冤案的告密者到始作俑者的辨析，从夫妻反目、文林之死到幻灭中的远游的描写，再到述及唐伯虎和徐经对科举和仕途态度上的分歧，作者将答案隐于涓涓细流般的剖析当中。“无法挣脱儒家思想束缚的徐经，坚持把生命的所有意义押在科举入仕一途。”在正德三年，时已三十九岁的唐伯虎则“已经彻底转变了思想观念，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全书涉及面向驳杂，内容丰富。在言、论皆以史实为依据的原则下，作者摒弃了传统单一维度的叙事方式，旁征博引，从而使得书中众多历史人物得以鲜活展现。

　　全书笔力最重之处在于唐伯虎的交际网络以及他作为职业书画家的世俗生活。以唐氏早年的力作《贞寿堂图》为例，这一画卷的卷首序由李应祯所撰写，随后为唐伯虎的画作，再之后是包括唐伯虎在内的十六家题诗。作者在书中作出交代：“通过研究画卷上的题跋、人物背景等素材，后人不仅能够窥探少年唐伯虎的交友圈，还能感受其成长的时代环境。”正是遵循了这一路径，作者从讨论《贞寿堂图》创作的时代背景到探究唐伯虎书画技艺的发展阶段，从画卷实物到古籍记载，再到与其他作品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贞寿堂图》并非如世人所认为的是唐伯虎十七岁时所画的结论。而画卷题诗者中的多数人，既“见证了唐伯虎最初进入苏州文人圈时的情形，也将看到他随后所经历的狂飙巨浪”。

　　书中的另一个笔墨着力点是唐伯虎隐于世俗之下的精神世界。二十九岁的唐伯虎是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不惑之年，他则转变为力求摆脱物质困顿的现实主义者。“一生徘徊在道教和佛教的思想里”的唐伯虎，两次前往道教圣地九鲤湖祈梦，又期望借助佛教力量开悟己身，还自号“六如居士”。由于不甘寂寞，且始终未能放下治世理想，唐伯虎接受了宁王朱宸濠的召唤前往南昌，而后又因“崇尚正义”，在宁王谋反之前不得已装傻脱身……在作者笔下，唐伯虎有着更多区别于世人印象的矛盾特质，这反而拉近了这一历史人物与读者的距离。

　　与传统古人传记不同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融入了较多自身见解和个人经验，这让书中的唐伯虎摆脱了“纸片人”的人设宿命。从前半生遵父训秉持“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到经历会试舞弊冤案后发出“镜里自看成大笑，一番傀儡下场人”的感慨，再到后来摆脱“白首穷儒”的宿命，开启职业书画家生涯，唐伯虎既是“离经叛道”的狂生，也是礼教高压下的悲剧人物，是敢于放胆的乐天派，也是有着清醒灵魂的冲浪者。

　　本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对复杂人性的揭示和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作者肯定了唐伯虎在科考无望之后的积极自救，也感慨于在社会变迁中，历史人物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变革的被动应对。任何历史人物于其自身而言都是复杂的存在，他们的认知必然具有无法跳脱于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在《一个少妇的悲哀》一节中，对于“俞氏举剪刺目”这种被讴歌为守节的行为，作者没有加以夸饰，而是坦言“她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身体受到伤害，还在于她自己深受其害却不知罪魁祸首就是封建礼教思想”。同时，作者指出，“包括吴宽、王鏊、沈周、周臣、唐伯虎在内的所有讴歌俞氏这种举动之人，实际上也都是封建礼教思想的帮凶”。

　　读罢全书，读者心中那个被标签化的唐伯虎形象渐渐远去。人生如戏却非戏，在作者的解读下，我们对唐伯虎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事实上，《唐伯虎传》不只是一部唐伯虎个人传记，更是一部明中期科考场和江南文艺圈的群像剧。透过唐伯虎跌宕的一生，我们仿佛能看到一幅徐徐展开的宏大历史画卷，也能感同身受当今社会依然延续着的诸多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困境。（谢宇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