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新平

　　随着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存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最近国内出版的一些相关著作，无论从传播、技艺的角度，还是从传人、器物本身，都昭示了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再生的真谛——守护遗产不是简单地复制过去，而是必须在当代的创造中赋予其未来的心跳。人工智能、虚拟空间、非遗出海等实践，正将这一理论图景转化为澎湃的实践动能。在传统基因与数字创新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正激荡出跨越时空的强劲节律。

　　熔融与裂变：文化基因的跨时空创造性转化

　　中国古典诗歌如同深埋于时间长河中的文化基因，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千百年来的吟诵传承，更在于它跨越语言与文明的藩篱，在异质土壤中催生出的绚烂奇观。谭夏阳的《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正是一部深入揭示这一动态过程的著作。它并非一部简单的翻译史考证，而是一场关于文化基因如何通过“熔融”与“裂变”，实现跨时空创造性转化的精彩叙事。

　　所谓“熔融”，是指中国古诗的美学特质被西方诗人吸纳、消化并融入自身肌体的过程。本书清晰地勾勒出，当19世纪末西方诗坛陷入浪漫主义的疲态与窠臼时，中国诗以其凝练的意象、含蓄的意境和瞬间的顿悟，如同一剂强效解药，为寻求出路的西方诗人提供了全新的美学范式。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从李白、王维的诗中看到了“直接处理事物”的可能。他们将中国诗的“意象”美学融入现代英语诗歌的肌理，摒弃了冗长的修辞与直白的抒情，从而引发了诗歌语言的革命。这种熔融不仅是技巧的借鉴，更是精神的共鸣。如书中所言，马勒的《大地之歌》将唐诗的意境熔于交响乐的宏伟结构；“垮掉派”诗人金斯堡则在中国诗的旷达与禅意中找到了精神的原乡。中国古诗的文化基因，就这样悄然融入西方现代艺术的血脉，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熔融”并非简单的复制或移植，其过程必然伴随着剧烈的“裂变”。裂变，源于文化转换中的创造性误读、翻译的困境和主体性的再创造。谭夏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艾略特称庞德为“中国诗的发明者”，一个“发明”道破天机：庞德对中文诗的翻译，与其说是忠实转译，不如说是一场基于东方灵感的卓越创造。他“发明”了一种崭新的英语句法——清晰、坚硬、意象并置，这彻底裂变了传统的英语诗歌表达，催生了现代主义诗潮。书中提到的诸多“公案”——如各路译者对同一首诗截然不同的处理、对《秦妇吟》的考据拼凑、对《大地之歌》原诗的溯源——正是这种创造性裂变留下的迷人痕迹。

　　《发明中国诗》一书超越了“东学西渐”的单向叙事，而构建了一个双向乃至多向的对话场域。中国诗的文化基因在跨时空旅行中，既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诗歌的航道，也被西方的话语所重塑，在异域文化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最终，它不再是专属于中国的古典遗产，而成为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财富。

　　薪火永续：活态传承的生命热爱与技术接力

　　在众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大叙事中，中国人民大学张晓琴教授的《执念》以其深切的在场感和真挚的人文关怀，将视角回归至最本质的传承主体——人。作者深入走访了12位西北的非遗传承人，用这本新著有力地印证了一个核心命题：文化遗产的真正存续，并非依靠文本或物件的静态保存，而是深植于传承主体日复一日的实践、诠释与情感投入之中。

　　《执念》一书最动人的力量，来自于它生动呈现了传承人如何以自身的生命实践赋予文化遗产以灵魂。这些传承人，如坚持宣诵宝卷的代兴位、创新唐卡灵性的交巴加布、将唢呐与现代音乐融合的马自刚等，并非固守传统的“活化石”，而是具有清醒文化自觉的实践者。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执念”的含义：那不是悲情的坚守，而是主动的创造、热情的传递，是以当下的实践激活历史脉流。例如，唢呐传承人马自刚既珍视《百鸟朝凤》的经典地位，也坦然与歌手谭维维合作游戏音乐，他的选择表明，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让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听见、被需要。

　　这些传承人的话语朴素而深刻，无不源于其身体力行的实践体验。宝卷传人代兴位说“我实在是爱宝卷”；香包夫人刘兰芳将技艺理解为“母亲文化”；黄河船老大罗宏称“必须到黄河上心情才舒畅”——这些感受皆来自他们与技艺、与生活场域之间日久天长的互动。正是这种融入生命的实践，使得文化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知识体系，而成为他们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世界。也因此，文化遗产通过他们变得可观、可感、可活态存续。

　　《执念》也因此超越了普通的非遗记录，成为一部关于“人如何通过实践成就文化、文化又如何照亮人”的内涵深刻的书。它用生动的当下走访记录告诉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关键，不仅是建立名录与博物馆，更是要理解、尊重并赋能这些传承主体，认可其实践的价值与创造力。唯有如此，文化传统才能如河流般奔涌向前，永不干涸。

　　传承人的个体的“执念”固然是传承的根基，而跨越时空的集体接力与时代技术的赋能，则能让这份力量汇流成海，塑造更为宏大的传承图景。《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记录的1909年罗振玉抢救敦煌经卷的历史，便是这种集体接力的生动体现。而数字技术为这两条路径提供了融合创新的可能：粤剧名伶通过全息投影与百年前唱片声纹隔空对唱；青年学者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非遗知识图谱”，探索AI辅助传承方案——凡此种种的活态实践的温度与文本考古的精度，正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共同织就文化遗产的立体守护之网。

　　断层弥合：现代性裂痕的文学再造

　　在标准化、快节奏的现代性浪潮席卷之下，文化遗产常陷入“博物馆化”的困境——被精心供奉于殿堂，却与当代生活的情感脉络断裂。作家徐风的新著《江南器物志》正是一部以文学叙事打破这一困境的匠心之作。该书构建了一座虚构的“器隐镇”，以十类器物的故事单元为载体，不仅复原了江南传统生活的肌理，更重新点燃了文化遗产的生命之火，使其真正融入当下的精神血脉。

　　徐风采用“器物志文学”这一创新形式，将历史考据、非虚构写作与抒情笔法相融合，深入挖掘每类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菁要。从龙骨水车到合欢桌，从紫砂壶到邛竹鸠杖，每一件器物都不是孤立的展品，而是承载着鲜活的生活记忆与情感温度的文化符号。作者通过科举、稼穑、节庆、嫁娶等具体的生活场景，将器物重新置于其原有的文化生态中，展现出器物与人之间紧密而玄妙的关联。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式的静态展示，让器物在文学的世界中重新“活”起来。

　　书中提出的“包浆哲学”尤为深刻地揭示了器物与精神世界互嵌的奥秘。器物的包浆不仅是时间留下的痕迹，更是情感与记忆的沉淀。如紫砂壶温润的肌理承载着“敬物惜福”的生活智慧，竹器斑驳的质地则象征着“宁折不屈”的凛然气节。通过这些具体的器物，挖掘出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与生活美学，使物质性的器物成为精神价值的载体——这种对器物深层意义的探索，让《江南器物志》超越了单纯的物性描写，升华为对江南文化灵魂的打捞与再现。

　　更重要的是，徐风的写作不仅是对消逝匠魂的召唤，更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丰盈与折射。通过器物的绵延意象，《江南器物志》让读者看到传统文化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介入当下，为现代人提供精神滋养。器物不再是过去的遗存，而是连接古今、融汇情感的媒介，指向一种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该著因此成为一部以文字构建的“江南版《清明上河图》”，以其独特的文学叙事，让器物在当代的精神血脉中重新流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文学母体的力量得以向更深远的实践维度拓展，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当游客在西安古城墙用AR扫描斑驳砖石，唐代商队驼铃动画便穿透时空壁垒；参与者化身“数字供养人”，轻触屏幕启动敦煌壁画修复进程；贵州侗寨“六月六”歌会通过数字博物馆全景复现，散落都市的村民在直播间齐唱“耶歌”，虚拟空间瞬间重建了被现代性撕裂的文化共同体认同……这些文化实践清晰地表明，徐风在《江南器物志》中所运用的“文学招魂”术，正借由数字技术之手，从纸页间的“招魂”走向现实中的“重生”，编织出一条从情感共鸣通向数字重生的活态循环链。

　　在创造中走向文明共生

　　文化遗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张力中保持不竭生命力？在历史之维，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残卷的缀合与修复，通过系统性整理与重新解读，使文明碎片重聚为映照未来的明镜；于人文之维，我们可以关注到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非遗传承人的“执念”与江南器物的“包浆”，正以血肉温度熔解技术理性的冰冷，重建人、技、物之间的情感契约；至文明之维，诸多人文学者正持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经典的西行与译介传播，并以流动的对话击破文化壁垒，实证文明生命力源于创造性转化——僵化必致衰微，唯破界创造方得永生。这正是“在创造中走向文明共生”的当代答卷。

　　每一次转化都是文化遗产的自我重生。在创造赋能的航程中，我们以当下为熔炉，将古老的心跳锻铸为通向永恒的活力基因。它们或许并未直言数字技术，但它们从历史与人文深处打捞出的智慧，恰恰为数字时代的文化转化提供了最关键的“算法”与“灵魂”。技术终将迭代更新，而创造的勇毅、守护的热忱、转化的智慧，才是文明生生不息、共生迭代的根本。（冯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