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宇 李颢宇

　　电影《毕正明的证明》以20世纪90年代的“火车反扒”为故事背景，通过新人警察毕正明的卧底经历，尝试开拓国产警匪片的新叙事路径。影片凭借对绿皮火车时代氛围的细腻还原与偷窃场面的奇观化呈现，为2025年国庆档注入了一股新鲜气流。然而，当观众沉浸于魔术般的热闹场景后，却逐渐发现影片在叙事逻辑、人物塑造与主题深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形式上的创新难以掩盖其内在的苍白与失衡。

《毕正明的证明》剧照

　　戏仿对比：失真的叙事逻辑

　　影片开场，一场火车扒窃戏彰显了其风格和野心。钱包在乘客毫无察觉间穿梭，小偷们以近乎魔术的手法完成扒窃，场面令人眼花缭乱。但这种视觉上的“奇观化”，恰恰暴露了影片叙事上的第一个硬伤。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提出，镜头的价值不仅在于制造视觉奇观，更在于通过时空的完整性传递真实的感知体验。长镜头之所以被众多导演青睐，正是因为它能保留事件发生的自然流程，让观众在连续的时空里理解情节逻辑与人物行为。

　　在经典偷盗题材影片中，往往通过长镜头建立偷窃行为的真实感与连贯性。电影《文雀》的一场“偷窃戏”中，演员指尖翻飞的动作与目标的距离把控、周围环境的微妙互动，全都在一气呵成的镜头中自然呈现，既展现了演员扎实的形体演技，也符合“偷窃需隐蔽、连贯”的生活逻辑。电影《提防小手》的偷盗动作行云流水，在长镜头中一气呵成。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技术表演”的每一个环节，这种“看得见的逻辑”让情节更有说服力。

　　反观《毕正明的证明》，过度依赖镜头切换与特效合成，虽然创造了“偷窃神话”，却牺牲了叙事合理性。在拥挤的车厢内，钱包如蝴蝶般在空中划出夸张的弧线，而周围乘客却仿佛被施了“定身法”，对这种异常景象视若无睹。这种处理违背了电影叙事的“符码一致性”原则，即视觉元素应当遵循统一的逻辑体系。

　　更遗憾的是，影片对“残疾”这一核心设定的处理同样轻率。在优秀的叙事作品中，人物设定大都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性元素”，而非单纯的“装饰性标签”。而《毕正明的证明》中的“残疾”设定似乎显得有些草率。毕正明在脚筋被挑断后，伪装成残疾人，潜入荣门进行卧底。作为一个严密的偷盗组织，荣门有着严格的身份核查制度。然而，精明谨慎的大白桃仅凭毕正明救了他们，便将其引入“荣门”，竟未对其残疾的真实性进行核查。更加不合理的是，这一设定在后续剧情中几乎被遗忘：毕正明行动灵活如常，毫无残疾痕迹，严重违反了热奈特的“叙事连贯性”。无论是偷窃场面的逻辑漏洞，还是残疾设定的功能性缺失，这些问题都让电影失去了打动观众的“真实感”，成为影响审美质感的“硬伤”。

　　群像塑造：失焦的“小偷江湖”

　　成功的群像创作应在“差异性”与“聚焦性”之间找到平衡，前者保证人物的鲜活度，后者则锚定主题的落脚点。本片在这一点上明显有些顾此失彼。

　　影片一开始，绿皮火车上即呈现了魔术般的盗窃奇观，快速转换的镜头间“移花接木”“声东击西”“击鼓传花”等扒窃手法如一场视觉表演，为每一个“技术精湛”的小偷形象增添了立体感。作为核心反派团体，荣门内部的“派系分化”成为塑造立体盗群的绝佳切口：花手团队成员具有市井盗徒的粗粝感，偷盗技巧源于街头经验的积累；“少爷”派系豪横冲动、盛气凌人；“荣门”大哥四爷沉稳老练，深藏不漏；曼姐精明干练、义气深重；大白桃小分队更设立了“不偷老弱病残”的盗窃规矩，为扒窃行为增添了一丝温情。

　　但随着剧情推进，导演试图为每个角色注入神秘感，构建一个别样而复杂的“小偷江湖”，却陷入了叙事失焦。影片为众多角色铺设了大量支线：花手与四爷的历史渊源、大白桃与毕正明的情感纠葛、大白桃与江米条和二宝的友谊等。但这些支线多数有始无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叙事闭环。

　　花手作为核心反派，其性格转变尤其缺乏说服力。从一个卑微的底层小偷，突然转变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的心理蜕变过程被草草带过，使得这一角色更像是一个生而为恶的平面符号。同样，大白桃作为影片中最具亮点的角色之一，其内心的道德挣扎本可深化影片主题。但影片对她“弃暗投明”的心理转变的处理过于仓促，导致她的最终选择缺乏情感冲击力。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角色众多，而在于影片没有为这些角色找到统一的情感核心。影片中纵横交错的故事线让人物塑造浅尝辄止，最后导致演员本身都不知道角色的行为逻辑。演员张天爱在宣传活动中也曾困惑地向搭档邬家楷提问：“人家要剁我的手，你为啥要说剁我的？”演员对角色行为逻辑的理解尚且如此模糊，观众又如何能与这些角色产生深度共鸣？​

　　成长弧光：残缺的“证明”之路

　　影片题为“毕正明的证明”，试图通过主角毕正明的卧底经历，展现他对自我价值的三重证明：个人理想的实现、惩恶扬善的使命、正义解读的升华。

　　“个人理想”层面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条。毕正明从警校毕业时，对着警徽立下“抓尽小偷，护佑乘客”的誓言，此时的他对“警察”身份的认知，还停留在“职业荣誉”的层面；在火车上伪装成小贩潜伏时，他因经验不足险些暴露，被老警察提点“反扒不仅靠眼力，更要懂人心”，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碰撞；最终破获荣门，他胸前的勋章与初入警队时的誓言形成闭环，完成了“从警校生到合格警察”的身份证明。“个人理想”层次符合类型片的英雄成长范式，让观众看到主角的蜕变。

　　“惩恶扬善”是国产警匪片常见的主题，影片通过“火车行窃”这一社会热点话题，以毕正明打入贼窝并帮助警局破获“荣门”的故事，再一次用艺术的方式加以强化，并以“好人获救，坏人受罚”的结局收束，但固化的叙事模式使主题表达很难获得突破。

　　最遗憾的是“正义解读”这一层面的缺失。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强调，正义不仅在于制度层面的惩戒，更应包含对行为背后社会成因的探究。如果毕正明在破获荣门案后，能够剖析其成员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并思考“正义”不仅在于消灭社会中的恶势力，更在于感化恶势力的内心。从“抓捕罪犯”到“理解罪犯”，再到“改造罪犯”，这一过程或许能够推动国产警匪片主题表达的又一次升华。

　　然而，影片未能深入挖掘毕正明内心对“盗义”与“正义”的挣扎。当他目睹荣门成员间的“情义”时，本可深入探讨这种基于团伙利益的“私义”与法律“公义”之间的冲突，但影片仅以几个微表情带过，未能深入挖掘这一极具戏剧张力的道德困境。结局仅停留在“个人理想”和“惩恶扬善”层面，未能向前迈出一步。这种主题表达的墨守成规，使得影片未能超越传统警匪片的范式。

　　电影《毕正明的证明》在形式创新上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华丽的视觉效果难以掩盖叙事与深度的不足。镜头所营造的“爽感”，更多停留在生理层面的短暂刺激。当我们欣赏完那些眼花缭乱的偷窃场面与快意恩仇的江湖纷争时，留不下关于人性、社会或命运的深刻哲思。观众或许会为精妙的偷窃场面屏息，却难以对角色的命运产生共情。影片未能深入挖掘“荣门”群体的复杂人性：他们为何踏入江湖？在规则与欲望间如何挣扎？对“偷窃”的认知是生存本能还是价值扭曲？这些关乎心理共振的核心问题，都被湮没在视觉奇观的喧嚣之中。

　　形式创新若缺乏深厚的叙事功底与思想深度支撑，终将沦为一场空洞的视觉表演。电影《毕正明的证明》未能实现从“类型套路”到“人性深思”的创新升华，这是国产警匪片创作亟需突破的关键。

　　（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中国电影中残障形象的塑造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5BZW144＞阶段性成果。作者刘长宇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颢宇系成都文理学院传媒与演艺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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