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蒲堃

　　《盛世天下·媚娘篇》这款互动影视游戏，自面世起便因其宏大的历史题材、“高自由度”“百种结局”的玩法而引发广泛关注。游戏中的女主是以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为原型的“武元照”。武则天的故事波澜壮阔，互动影视游戏的玩法也很新鲜。然而宣传中的“盛世天下”，却是一个名为“自由”的精致牢笼。这部作品在游戏性、历史叙事与女性塑造三方面均表现乏力，其症结在于对“自由”概念的深刻误解——尤其是对“向下的自由”的美化与推崇。

　　拥有选择的幻觉：“百种结局”实为“百种死法”

　　《盛世天下》首要的失败在于其游戏性不足。

　　传统的小说或电视剧，观众只能按部就班地接受创作者生产的内容。而有选项、有多支线结局的游戏，则赋予玩家掌控命运的权力。《盛世天下》宣称有“高自由度”，能达成“100多种结局”，然而实际体验中，这种“自由”却脆弱得不堪一击。选错选项导致糟糕的“bad ending”本不稀奇，问题就在于，《盛世天下》到处都是选项，想要推进游戏，必须要选对所有选项。一旦选错，故事中的女主便迎来死亡结局。“百种结局”其实只是百种大同小异的死局。由此一来，玩家探索命运多样性的体验感大大降低，想要通关，本质上只能走上创作者已经设计好的路，于是自由的游戏变成了“找出唯一的答案”的猜谜游戏。

　　我们不妨做个对比，传统的互动文字游戏（简称文游。典型例子如2013年的《穿越之姻缘劫》）的选项虽然会影响情节进展，但设置得并不那么密集，且容错率更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玩家的体验感。另一些高自由度互动文字游戏（如易次元《深宫曲》《师途》），不那么重剧情，但有完整的数值养成系统，《深宫曲》的“主控”是后宫妃嫔，需关注心计、才艺、宠爱、妃子好感等方面；《师途》作为武侠游戏，则对主角的攻击力和血量有要求。玩家的长期决策会影响角色的人际关系或故事走向，存在蝴蝶效应。反观《盛世天下》，它缺乏直观可量化的成长体系与人际网络，还在叙事上频频“出戏”——如武元照被赐名“媚娘”的剧情中，旁白突兀地插入“而这个名字即将陪伴你走过半生”之类全知视角的评述，强行揭示命运走向的写法不仅破坏了玩家的游戏体验，还暴露出叙事手法的生硬与浅陋。

　　角色扮演的困境：“武元照”是“我”，还是“武则天”？

　　《盛世天下》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历史题材与恋爱导向之间的冲突。

　　首先，历史的真实和游戏中虚构的自由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武则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她人生轨迹中的重大事件——入宫、为尼、封后、称帝——已是既定事实。任何围绕她展开的故事，都只是在这些大事件的夹缝中进行有限的创造，“自由”探索的边界本质上存在限制，既难以颠覆史实，创作者也未必有能力构建具有说服力的平行世界的故事。或许历史题材本身，就与推崇自由度的游戏机制格格不入。

　　其次，是历史原型与玩家代入感的撕裂。当前国内乙女游戏为了平息“女主党”（认为女主角是独立个体）与“代入党”（代入女主角的玩家）的争吵，主流做法是尽量模糊女主角的个性特征——不设玩家姓名，不设固定爱好。而乙女游戏《恋与深空》支持玩家自定义捏脸也是一大创新。这些都是为了打造一个足够“空”的空壳，以便玩家能自我投射。《盛世天下》却设定了固定的女主名字“武元照”，有特定的演员饰演，并且背后还依托着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原型。玩家始终在“扮演武则天”和“作为她自己”之间挣扎，因而“武元照”既没有武则天的谋略和野心，也无法将玩家自身的意志融入角色，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其三，游戏对武则天核心故事的解读存在偏差。面向女性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并不是只有增强代入感一条出路，深入刻画剧情的厚重感与角色的复杂性也同样可行。然而《盛世天下》同样没有做到。武则天能在封建社会的铜墙铁壁中登上权力巅峰，其背后必然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坚韧不拔的意志、审时度势的权谋与不容置疑的野心。若想突出其作为历史人物的厚重，就应着力刻画她的权谋与决断，减少甚至摒弃过多的“降智”选项与剧情；若想强调恋爱体验与自由度，那么为何不选择架空题材？为何游戏内外，玩家感受到的仍是处处受限的“有限自由”？

　　情爱规训的陷阱：女性塑造的全面溃败

　　上述矛盾最终在女性角色塑造这一核心层面爆发，并集中体现为对“向下的自由”的美化。

　　游戏标榜的百种结局，实际只有两种路径：要么死，要么一命通关；唯一女皇帝的故事，仍要强行捆绑爱情叙事。拉一条和李治的感情线也罢，毕竟两个人确实是夫妻。但为什么又为武则天与历史上几无交集的李泰牵线，为了虚构一段浪漫关系，不惜篡改历史，甚至可能还要安排一条“武则天丢掉自己的野心，与李泰出宫追求自由”的所谓“新世界线”呢？对此，竟有辩护之声称：“武则天也有不当皇帝的自由。”这恰恰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什么是自由？在封建社会，女性登上权力顶峰，这无疑是打破结构束缚、实现自我意志、为更多女性开路的自由。在女性连基本人权都难以保障的时代，让她去选择一条看似轻松、实则意味着退回原有附庸地位的道路，真的是自由之路吗？更微妙的是，这种自由将男权社会对于传统女性角色的期待包装成个人选择，麻痹了女性真正的主体性。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对其他女性角色的处理上。如，高阳公主与高僧辩机私通之事见于《新唐书》，《旧唐书》不见载。宋朝宋祁和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时，采用了许多民间故事素材，且二人年龄相差较大，因而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高阳辩机之事存疑。但游戏却将其处理成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宿命：十几种营救辩机的道路都是死局，如果想要继续游戏，只能选择袖手旁观。于是辩机被腰斩，而高阳必然因此黑化为一个因情生恨、追求权力的“疯女人”，这又重复了一种陈腐的叙事套路：女性或因爱情失利，或因身不由己，才转而追求权力。似乎她们自身的抱负、才智都不足以驱动其行动，唯有在情爱的刺激下，才会“性情大变”。其他女性配角，则大多沦为推动剧情的扁平工具人，她们对女主有无缘无故的恶意，同主角在与这些角色的互动中，也显得智力下滑，人设崩塌。

　　武则天的故事本可以很有戏剧张力，但是《盛世天下》进行的是一种陈腐的、将女性追求权力动机“情感化”的书写：这种写法，不仅老套，更在无形中矮化了历史形象，将女性波澜壮阔的权力斗争，简化为了情场失意的赌气之举。

　　超越“盛世”幻象，追寻叙事破局

　　《盛世天下·媚娘篇》的问题，绝非孤例。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大量文艺作品在女性书写上的集体问题。

　　创作者想塑造“大女主”，她们的命运依然与男性的爱与背叛挂钩；女主与女配之间存在善恶分明的对立，重复着烂俗的雌竞戏码；女性形象在骨子里仍被要求被动、柔顺，并对权力表现出一种“得体”的疏离。

　　当人们认为艰难攀登的路可以拥有放弃的自由，而退回到附庸与依赖的地位是浪漫的归宿时，其实就是一种对女性力量的消解与规训。它让我们看到，比直白的性别歧视更危险的，正是这种披着自由外衣的温柔陷阱。

　　所幸《盛世天下》还有未发行的续篇，仍然有一定的创作空间。女性题材若想要实现真正的创作自由，不应只由华丽的服饰与宏大的场景堆砌，不在于能虚构多少条千篇一律的路，更应塑造一个个立体的、拥有自主意志的灵魂。（管蒲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