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玺璋

    最近看了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剧目《小郡之秋》。编剧是美国剧作家崔西·莱茨，卢燕翻译，唐烨、龚丽君导演。该剧表现了一个美国家庭的撕裂和毁灭。贝弗利一家的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值得深思。

《小郡之秋》剧照 李春光 摄

    一个美国家庭的悲剧

    贝弗利一家的悲剧始于男主人贝弗利的失踪。男主人的不辞而别在这个家中激起的反应是不同的。最先闻讯来到这座老宅的是女主人维奥莱特的妹妹一家——马蒂·菲·艾肯、她的丈夫查理·艾肯和他们的儿子小查尔斯·艾肯。他们对于姐夫失踪一事的态度颇有些耐人寻味。究竟为何？剧作家没有明说，直到故事的尾声我们才恍然大悟，现在只能跟随故事情节的徐徐展开往前走。这是剧作家的高明之处。妻子维奥莱特看上去有些神经质，而丈夫的不辞而别更让她感到焦躁不安。大女儿芭芭拉一家的到来给这座老宅增添了些许活力和快乐气氛，却也隐伏着不祥的征兆。从芭芭拉与丈夫比尔的对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们搬离这座老宅的原因不仅仅是这里的气候，更多的还是这里令人不安的家庭氛围。大女儿与母亲之间似乎很难心平气和地说话。她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揭开了这个家庭貌似一团和气背后的道道伤痕，有些甚至是很难愈合的。而大女儿对母亲的不满和怨恨，不能说与父母不和谐的关系无关，她的情感似乎更偏向于父亲一边。她与母亲围绕父亲的谈话，让我们对贝弗利的死因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为什么自杀（剧作家最终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然，他也没有义务必须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自杀一定和这个家庭沉闷、压抑的生活氛围有关。

    贝弗利与维奥莱特的三个女儿都独立性很强，都追求个性自由。大女儿芭芭拉热爱自己的教师工作，她并不认同母亲说的，父亲认为她有写作天赋，本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二女儿艾薇对婚姻也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其未婚夫史蒂夫·海德布莱希特与芭芭拉的女儿、十四岁的中学生吉恩一起吸大麻、调情败露后，面对愤怒的姐姐，艾薇没有责怪史蒂夫，而是选择带着他离开，临行前还要姐姐管好自己的女儿和丈夫。芭芭拉与丈夫比尔的婚姻正处在危机之中，他们已经分居很久。比尔和他的女学生搞到一起，让芭芭拉耿耿于怀。三女儿凯伦则因事业、爱情都不顺利而有些沮丧，心情抑郁，敏感而孤独。她爱上了姨妈马蒂的儿子、她的表弟小查尔斯，他们相约要离家出走去纽约。她说：“小查尔斯和我有一种罕见的、超凡的默契，很少有人有我们俩这样的感觉。”这时的她，还不知道她和小查尔斯是血肉相连的亲姐弟。实际上，小查尔斯是父亲贝弗利和姨妈马蒂的孩子。但即便将近剧终时她知道了他是亲弟弟，依然不打算改变恋爱关系，这种以爱欲逾越伦理的选择，令人震惊。

    剪断脐带的现代人注定孤独

    全剧结束于孩子们全部离家而去，老宅中只剩下维奥莱特和女佣焦娜。维奥莱特伏在焦娜的腿上，焦娜抚摸着她的头发，唱了起来：“世界的终结就是这样……”剧作者未对剧中人的行为加以褒贬，只是将这一切和盘托出，交给观众，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态度。作为观众，我深切地感到，作者在为这个家庭唱一曲悲伤的挽歌。他将社会批判隐含在自然、生动的叙事之中。

    剧中有一个边缘人物，即女佣焦娜，她很少出现在舞台中间，却在开幕、闭幕两场戏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在她与女中学生吉恩的一段对话中，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情怀和向往。吉恩与焦娜同住一室，她请焦娜抽烟，被拒绝了。她说到父母对她抽烟的态度，母亲是反对的，父亲虽不支持，却也不反对。我们也许可以用“青春期”解释这个女孩的行为，但又不仅仅如此，其中也不乏社会影响。她发现，焦娜戴的项链有一个奇特的龟形坠子，她很好奇里面装着什么。焦娜告诉她是脐带，并且说，这个项链是一生都不能离身的，如果丢失了，灵魂就没有归宿了。这是吉恩所不能理解的。不仅吉恩不能理解，剧中很多人恐怕都不能理解。这也不是当下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所能理解的，美国人不能理解，中国人同样不能理解。大家会觉得这是与现代社会不相容的落后观念和生活习俗。

    在这里，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的一种未曾坦言的心愿。脐带与母亲的关系，与灵魂归宿的关系，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并不在意自身之外的一切。“我”才是唯一的，他人是地狱。可见，剪断脐带的现代人，注定是孤独的，是找不到归宿的流浪者。

    以家庭破碎的故事反思现代性

    该剧揭示的问题，或许正是家庭伦理被遗弃的结果。而家庭伦理的丧失恰恰又以家庭尊严被践踏为代价。这情形不仅发生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中国亦如此。中国传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并以“五伦”区别人兽。而所谓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下“君臣有义”和“朋友有信”且不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讲的都是家庭伦理。这些不仅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心有所皈依和安稳的前提条件。心何以安？父慈子孝，夫敬妻贤，家有尊严。可惜，无论东方西方，社会革命似乎都是从解放家庭开始的。自从西方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家庭关系首当其冲，受伤害最深。晚清以降，年轻士子无不将家庭伦理视为束缚个人自由的一道绳索，甚至由此推论出中国的落后、贫弱、挨打，都因家庭伦理束缚了人的自由，进而成为国家走向富强的一道障碍。在这个进程中，“革命”亦获得了引领民众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在美国，这种事情更不在话下。剧中贝弗利家中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正当的理由。在性关系的解放被视为进步、被视为现代性应有之义的社会环境中，强调家庭伦理反而成为陈腐、落后的举动了。深究起来，这个家庭的伦理危机，或正源于贝弗利夫妻关系的失衡——夫不夫，妻不妻，不仅不能示范于子女，也使家庭关系陷于紧张、焦虑之中，儿女们避之唯恐不及。贝弗利失踪后家中所爆发的“内战”，只是将隐含的危机显露出来而已。母亲和大女儿在口水战中几乎都失去了理智。而史蒂夫和准外甥女的调情，更是人道、人性的沦落。这一荒唐行为引发了芭芭拉、吉恩母女俩的战争，最终父亲比尔带着女儿愤而出走——这一幕恰恰也映射出家庭秩序的失范。接下来，三女儿和“马蒂姨妈儿子”的恋情曝光，并引出了父亲和姨妈的私情，更是个人欲望战胜家庭伦理的恶果。而所有这一切行为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至上、女权主义等现代进步观念被异化后的影子，直至这个家庭最终的破碎。作者的这支笔锋利如解剖刀，用一个家庭的破碎揭示和反思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解放了的人类真的感到幸福了吗？作者将这些问题抛给观众，让观众和他一起思考。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