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改编”到“个人表达”：文艺片如何重新抵达观众

　　作者：熊传麒

　　近日，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公布，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入围“最佳故事片”，一并拿下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六项提名。影片没有大制作、强流量加持，凭借慢节奏、重日常、聚焦普通人的特质，因此被归入“文艺片”的行列，还被评为“十年来最好的文艺片”。影片没有停留在小圈层口碑，而是借侨批、乡愁与家庭情感触达更广泛的观众。

　　文艺片通常与“小众”“晦涩”等标签联系在一起，而当一部带有“文艺”气质的电影真正走到大众面前时，它靠的究竟是什么？答案或许不在于它算不算“文艺片”，而在于“文艺片”如何重新连接起观众的生活经验。

　　早在20世纪20年代，文艺片的概念便频繁出现在报刊的电影广告之中。作为一种电影类型的表述，它可以追溯至徐卓呆于1924年出版的《影戏学》一书。他在书中以改编自托尔斯泰《复活》的电影为例，将“文艺片”解释为“把文艺做成影戏化的作品”。尽管“文艺”一词在民国初期的含义较为含混，但徐卓呆所说的“文艺”主要是指文学，文艺片也首先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其文学性一方面体现为文学向电影的转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文学所承载的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反思。这种将名作家的作品搬上银幕的创作路径，既可以满足观众对文学如何转化为影像的好奇，也可借助“大文豪”“著名小说家”的声望吸引尚未阅读原作的人进入影院。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改编、文学趣味以及其承载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观察，共同构成了文艺片的重要内涵。《空谷兰》《红楼梦》《啼笑因缘》《春蚕》等电影也曾以文艺片的名义，借助“巨片”“杰作”“佳片”等标语进行宣传。它们改编自古典名著、通俗小说或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来源不尽相同，体现出早期电影旨在借助公众熟知的文学资源，争取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换句话说，此时的“文艺片”本身便蕴含着从文学那里借来的公共性。

　　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文艺片”的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今，人们判断一部电影是否为“文艺片”，很少首先追问它是否改编自文学作品。甚至在大众传播语境中，“文艺片”与“艺术电影”之间的边界也日渐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完全画等号，而更多地反映出人们的辨认重心，正由文学来源与故事内容，转向导演身份与个人风格。从《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到《狂野时代》，毕赣的电影始终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构建起极具辨识度的影像世界；而在宣传语为“好笑得不像文艺片”的《永安镇故事集》中，魏书钧则借助戏中戏的结构来反观电影本身。这些作品，既拓展了电影语言的可能性，也鲜明地展现了导演的美学风格。

　　尽管文艺片仍然承载着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但在部分作品中，这份思考却越来越深地隐匿于导演“个性签名”般的表现形式之后，变得难以触及。于是，文艺片原有的公共性便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导演的个人表达，“小众”“晦涩”等印象也随之附着，成为大众对“文艺片”的惯性认知。

　　不过，单从导演自身的创作风格入手，尚不足以拉近文艺片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即便是风格化的长镜头或非线性叙事，也不必然导致文艺片的“晦涩”。真正容易制造障碍的，是电影的表现形式失去了与具体生活的内在联系。当形式成为导演确认自我的主要手段时，电影的具体情境便容易沦为风格的附庸，观众自然难以进入人物的真实处境。

　　从这个角度而言，《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收获广泛赞誉，恰恰在于它让观众看见了能够与之共鸣的生活经验。同时，这也意味着，导演的个人表达在具体的生活中找到了可以被理解的部分。

　　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一些从普通人出发的文艺片中同样有所体现。无论是《过昭关》中驶过乡间的三轮车，还是《隐入尘烟》中由土坯垒成的房屋，抑或是《乘船而去》中穿过水乡的木船，这些看似寻常的事物，承载着具体人物在窘迫生活中保存的温情，也维系着他们与家庭、土地乃至时代的联系。这些影片的共同之处在于：导演的个人眼光最终没有停留于对自我的确认，而是抵达了他人的生活。观众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细微之处，获得深深的感动。这也正是一部具有文艺气质的电影能够走出小圈层的根本原因。

　　对于早期的文艺片而言，文学性之所以重要，或许不单单在于电影改编了文学作品，更是在于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一条通往公共生活的途径。作家的声望、广为流传的故事，固然能够在影片上映之前唤起观众的期待，但不可忽略的是，文学本身承载着生活的重量。百年之后，“文艺片”借助文学通向观众的路径收窄了，导演的个人风格则成为新的路标。今天，文艺片抵达观众的方式已然发生改变，但未曾改变的是，人们依然期待从银幕上看见自身之外的世界。

　　《给阿嬷的情书》入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正是对这种创作方向的肯定：当导演的个人表达能够在具体的生活中找到落脚点，当电影不再执着于形式的炫耀而是回到普通人的日常，它便拥有了超越类型标签的力量。文艺片不必刻意迎合市场，也不必固守孤芳自赏的姿态；它真正需要的，是在导演的个人表达与观众的生活经验之间，找到那条可以双向奔赴的道路。（熊传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