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梦》：东北影像叙事如何走出“漫长的季节”

　　作者：方绍骞

　　从当代文学界的“新东北作家群”，到屏幕上以东北为背景的悬疑、年代类剧集，东北黑土地的集体记忆不断弥漫，孕育出了《漫长的季节》《人世间》等备受瞩目的影视作品。热播剧《醉梦》作为东北影像叙事大军中的一员，也参与到时代伤痕的影像打捞中来。平心而论，《醉梦》呈现的群像表演虽令人印象深刻，但这部剧集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议题、微观的叙事逻辑乃至人物深度塑造上，仍有明显欠缺。

　　时代伤痕的套路化与叙事逻辑的失真

　　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下岗潮”是一段带着厚重分量的时代社会创伤。近些年，它频频成为悬疑推理类影视剧的重要故事背景。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对同一事件缺乏新意的反复呈现，不仅很难加深观众对历史阵痛的体察，反而会因其被过度消费而展现出娱乐化的“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历史原本具有的庄严与肃穆也被消解，这便是当下东北题材影视叙事中所面临的、近似于“祥林嫂式”的叙述窘境。正如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它是一个特定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当社会恢复理智、文学回归审美典律之后，它必然要让位于更具历史深度与文学探索精神的新文学形态。

　　而《醉梦》正是在试图突破上述窘境的探索过程中陷入了另一个叙事症结。剧集对社会议题探讨的野心虽宏大，却受限于有限的叙事能力。创作者显然想在剧中融入更多的热门社会议题，例如主人公沈乐水拍摄的视频被公众号恶意剪辑造谣，这本是探讨当代公共传媒行业伦理的便捷路径，却在剧中仅仅作为激化人物矛盾的工具，一笔带过。同样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还有剧中对权钱交易的表现，拉啤厂众职工的悲剧源于官商勾结，可最终工商局局长郑爱珉只因一桩意外杀人案而获罪，至于官商勾结这条线索，则不了了之。以上种种走马观花式的议题呈现，未能增进剧集本应具有的社会深度。

　　除了宏观社会背景的审美疲劳与社会议题探索的乏力，剧集在微观叙事上的逻辑漏洞也削弱了其现实主义的底色。例如，女主角沈乐水几乎仅凭一己之力便完成了纪录片拍摄工作，这在专业影视制作流程中显然脱离实际。而在引出后续连环杀人案的第一桩火车轨道命案中，众人无视即将到来的火车轰鸣，一窝蜂冲向铁轨的场景，虽然营造出具有冲击力的影视画面，却无法在人的本能反应层面得到合理解释。当戏剧冲突需要靠牺牲基本逻辑来实现时，剧集的真实感便岌岌可危。

　　刻板的人物群像与“大女性”塑造

　　如果说《醉梦》优于一般悬疑推理剧之处，在于其视听呈现所展现的群像质感，那么落实到人物塑造的内核，仍旧未能摆脱刻板化的窠臼。剧中的重要人物仿佛都被打上了某种时代补丁，化作某一类型的标准脸谱：钱义川作为那个时代“珍稀”的本科大学生必然怀才不遇；屠春燕延续了影视剧中按摩女必重情重义的浪漫想象，而这种“士大夫”式的浪漫想象，实质是知识分子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虚伪投射；陈庆春代表了企业中层干部近乎符号化的动摇与软弱；曹军则是底层职工唯唯诺诺的扁平形象；程有田与刘铁平师徒演绎出自然而然的师徒情深；女主人公的前夫赵海鹏，也承担了功成名就后心怀悔恨的典型戏剧功能。这些人物虽拼凑出一幅时代众生相的浮世绘，却因缺乏跃出成规的个性表达而丧失了鲜活感。

　　更令人遗憾的是，该剧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陷入了一种“概念化”的误区。无论是主人公沈乐水，还是在暗线中作为核心谜团存在的刘雪梅，形象都过于完美，缺乏了真人应有的复杂与暧昧。在一个泛道德化的社会语境中，执着于打造道德上的完美女性恰恰是创作者在潜意识中受制于父权意识的佐证——仿佛女性唯有绝对纯洁，其悲剧才值得被同情，其力量才值得被歌颂。以刘雪梅为例，这种活在他人记忆拼凑中的女性角色，在东亚地区的推理悬疑作品中堪称经典形象。然而，无论是日本社会派宗师宫部美雪《火车》中塑造的新城乔子，还是当代中国文坛被称为“铁西三剑客”之一的作家郑执《生吞》中的黄姝，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足以撼动人心，正是因为她们在绝境中展露出的人性善恶与晦明，远远超出“大女主”的浅薄。人性是灰色的，并非黑白分明，倘若星空下的女性形象失去了昼夜的任何一端，便失去了血肉和肌理。而脱离了现实质地的女性主义表达，也终究只能是空中楼阁。

　　归根结底，东北影像叙事想要真正走出“漫长的季节”，不能止步于对时代伤痕的反复消费，更不能满足于议题的堆砌与脸谱化的塑造。它需要的，是在历史的厚重与个体的幽微之间找到真实的落脚点，让人物回归人性的灰度，让故事扎根于生活的质地。（方绍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