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牟芯岑

　　电视剧《反人类暴行》在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与观众见面。回忆去年冬天，我们在海量资料中构建《反人类暴行》的故事。所见所闻，惨不忍睹，如万箭穿心。那些铁证如山的资料，早已被梳理整合，形成罪证体系，原封不动地躺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展厅里。无论剧本创作、拍摄还是后期制作，包括我在内，这部剧所有的参与者都感觉自己被抽空了，仿佛一个好不容易结痂的伤疤，再次被撕开。

　　作为受害者的后代，我们会永远铭记那段历史。而作为施暴者的后代，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曾经在别的国家施行如此的罪恶，更加谈不上警醒。

　　关东军在哈尔滨设置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典型缩影。揭露它，就是在提醒世人，在极端思想奴役下滋生的战争暴行，是不把任何人当人的。军国主义思想是对全人类的危害，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我们必须防止它死灰复燃！

　　创作《反人类暴行》，首要的便是尊重史实。尤其是在提取史料、将史料融入故事的环节，要保持冷静、克制。万不可浅尝辄止、见好就收，不同角度的相关资料相互佐证，构成逻辑闭环，剧作的基石才会稳固。

　　叙事中要警惕被技法带跑。一味地追寻矛盾、冲突、巧合、误会以及人物关系的拉扯，容易模糊主题表达。万不可为了“好看”，而偏离了主题立意。电视剧是大众艺术，拍摄需注重调用多种多样的视听语言，有些跳不过去的情节，可适当调用观众的想象力来完成叙事表达。

　　作品出手，总归是想要观众入场。因此，空间调度、镜头运动、剪辑视线流、音乐音效、调色、特效等方面，必须有最基本的视听保证，但也要避免炫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了，随着国力强盛、民族崛起，我们的文艺作品理应更自信更开阔。在观众看遍苦难叙事、愤怒表达的今天，文艺创作应该更进一步，站在关怀全人类的角度去发声。之前的相关主题作品，多采用“被实验者”的视角。如此一来，对于罪行的揭露便只能停留在施暴和“残忍实验”上。为此，国家广电总局曾组织多轮论证，将务必全面揭露731部队作为我们的创作前提。

　　不仅要呈现731部队，更要揭露其反人类罪行背后的逻辑链条，包括它的硬件规模、组织结构、医学支撑及其军事目的。这便是《反人类暴行》侧重的部分。相信唯有足够立体化地“拆解”731部队，里里外外地揭露其罪行的全貌，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剖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才能向世人讲透这一掩盖在历史长河中的“举国犯罪行为”，才能为今天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带来警示。

　　《反人类暴行》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这一非常规的手法，成为这部剧创作的最大难点。在森村诚一所著的《恶魔的饱食》中，我们找到了曾为731部队“人体实验”过程绘制说明图的制图员，他的视角将带领观众了解731部队在做什么、怎么做。我们还找到了为石井四郎拍摄“石井陶弹”讲解片、以求更多财政拨款的纪录片导演，他的视角将带领观众了解731部队为什么会出现，及其背后的野心。

　　剧中还加入更多普通民众的视角。江奇霖饰演的佟长富，是东北百姓的典型形象，有最朴素的善恶认知，是万千当时普通人的缩影。他一开始是只想保命的老百姓，目睹了这一切，成为抗日的一分子，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剧中所有的尝试创新，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为了如实还原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

　　《反人类暴行》每一集的片尾都是历史录音，每一段录音都是如山铁证。如今，追溯乃至控诉仍在进行，仍然无果。我们只能把“没有结局的结局”作为整部剧的结局。《反人类暴行》采用双时空的表达手法，源于我们认为，揭露731部队，只写过去远远不够。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抬头。剧中，石井四郎蛊惑下属为军国主义卖命；现实中，施暴者没有道歉，也没有认罪。

　　为了历史不再重演，警钟必须长鸣！

　　（作者为电视剧《反人类暴行》导演、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