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金平 张以柔

　　2025年12月13日，中国年度总票房突破500亿元，用时347天。相较2024年的425.02亿元，重返500亿元高位，无疑令人振奋。

　　值得留意的是，排名前四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疯狂动物城2》和《南京照相馆》，票房之和超过了总票房的一半，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单片票房154亿元。这就意味着，全年上映的310多部电影中，有300部只能争抢不到200亿元票房，多数电影最终以亏损收场。

　　回顾2025年的中国电影市场，真正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作品不超过30部。大量电影未能进入公众视野，也未在市场中激起水花。而在那些引发关注与讨论的影片中，我们仍能窥见电影创作的规律与趋势，以及中国电影市场运行的诸多逻辑。这些影片的成功或失败，也将对未来电影产业产生深远启示。

　　国产主流商业大片：在类型与表达之间

　　在2025年的几大重要档期中，主流商业大片始终是市场焦点。所谓“主流商业大片”，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通常指投资规模大、明星云集的商业制作，同时在价值观表达与类型选择上偏向正统，带有鲜明的主旋律色彩。

《志愿军：浴血和平》剧照

　　春节档的《蛟龙行动》，就是一部典型的主流商业大片。影片试图延续《红海行动》的成功路径，在呈现紧凑情节、震撼场面的同时，传递中国军人英勇无畏、忠诚奉献的精神。同档期的《唐探1900》则将目光投向了一百多年前的唐人街，通过再现华工在海外的生存困境，讴歌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奋发向上的意志。影片在诙谐幽默的风格中，融入了爱情、动作、推理等多种类型元素，力求让观众在愉悦的观影状态中接受情感的触动与思想的熏陶。

　　纵观全年，主流商业大片的艺术得失与市场成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其一，主流商业大片必须遵循商业片的创作逻辑，回应观众的观影期待，同时在类型框架中寻求新意。

　　国庆档《志愿军：浴血和平》，以6.4亿元票房居档期榜首，约占国庆档总票房的三分之一。影片中“文戏”与“武戏”的互动虽有牵强之处，但震撼的战争场面和真挚的情感戏，仍然让观众得到充分的心理满足。该片超越一般战争片的地方在于，它不只记录历史，更洞穿历史风云背后的逻辑，准确把握并深刻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度和文明底色。

　　对比之下，春节档的《蛟龙行动》，虽然在军事细节和特效制作上投入巨大，却在叙事层面暴露明显短板：它既想表现潜艇内外的紧张对峙，又想铺陈人物前史的伦理纠葛，还试图赋予过重的政治隐喻。这种叙事上的野心，导致情节的对抗显得飘忽、节奏断裂，最终口碑平平。

　　其二，主流商业大片需要克制过于个人化的表达，避免妨碍叙事的流畅性与情节的完整性。

　　《731》凭借民族情绪的加持，收获19.4亿元的票房，但在艺术表达与商业诉求之间犹豫不决。影片在空间设计上过于前卫，甚至冒犯了观众的日常认知。更重要的是，影片的情节张力较弱，角色塑造趋于工具化，有血有肉的人物寥寥无几，以至于结尾本应悲壮激昂的高潮场景，因缺少铺垫而显得刻意而空洞。

　　《大风杀》以西北荒漠的封闭空间、警察的精神创伤以及复杂的人性博弈为切入点，试图突破传统警匪片的框架。然而，影片既想突出文艺片的气质，又想靠“生猛癫狂”的暴力元素讨好观众，导致风格分裂。结尾冗长的枪战戏，虽强化了视觉刺激，却冲淡了前半段文戏积累的情感张力；部分关键情节过度留白，提高了观众的理解门槛，削弱了类型片应有的通俗性。最终5600万元的票房，表明其艺术探索未获得观众认可。

　　其三，主题表达不应直白生硬，而应该追求含蓄自然。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提出，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应通过情节和场面自然流露，而非作者直接说教。这一观点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核心原则。成功的电影同样如此，应该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与情节的自然推进，让观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

　　《南京照相馆》在塑造人物弧光时，始终从个体切身经历出发。如角色林毓秀，曾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直到在戏台上受辱，并通过照片与街头见闻，才逐渐认清现实：侵略者从未将中国人视作平等的人，更不会善待所谓的“合作者”。这种层层推进的心理轨迹，使人物的觉醒显得真实有力，主题也因此自然呈现。

　　相比之下，《东极岛》的艺术处理难言圆满。影片虚构了性格迥异的俩兄弟阿赑、阿荡，以及充满野性之美的姑娘阿花。既想保持主线情节的历史根基，又想通过虚构角色增强戏剧张力。然而，当完全虚构的人物成为历史壮举的代言人时，反而削弱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感，人为强化戏剧冲突，也滑向过度煽情甚至消费历史。

　　总体而言，主流商业大片仍是各重要档期的中流砥柱。它们凭借大体量投资、明星阵容与主流价值观，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也承载着意识形态的传达功能。其创作既需工业体系的支撑，也离不开清醒的创作观念。如何在“商业”与“主流”、“类型”与“作者”、“娱乐”与“表达”之间找到平衡，依然是中国电影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

　　国产中小成本影片：多元探索与类型尝试

　　2025年，一批中小成本影片为市场注入活力，其创作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得闲谨制》剧照

　　其一，触及现实，但表达趋于温和。不少影片在题材上选择社会关切，但表面带有金刚怒目的威严，内里却往往是慈眉善目的包容与身段灵活的圆滑。《毕正明的证明》为强化“传奇色彩”，将盗窃团伙塑造成一个等级森严、规矩林立的江湖世界，赋予角色武侠气质与江湖义气。这在提升戏剧性的同时，也存在美化犯罪、模糊其危害之嫌。更值得商榷的是，影片对偷窃行为近乎炫技式的呈现，将社会犯罪转化为一种视觉“奇观”。

　　还有部分影片高举“温暖现实主义”的旗帜，看似不回避现实中的窘迫、苦涩与绝望，却并未将矛盾推向剑拔弩张的对立，而是以平和、乐观的心态，将现实苦难视为短暂的考验或磨砺，最终走向合家欢式的团圆。《浪浪人生》中，家庭困境的核心是“缺钱”，但影片化解矛盾时却显得想当然：父亲的一跪便成功讨回欠款；兄弟见他坐轮椅，当即主动放弃追债。更显牵强的是加油站转型，整个过程如有神助：家人全力支持、政府部门一路绿灯、仅凭竖立广告牌便重获生机。如此简单化、幼稚化的处理，让其试图传递的“温暖叙事”与“励志神话”显得虚幻而脆弱。

　　其二，部分影片为了在类型化创作中突显新意与导演个人风格，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

　　犯罪片《风林火山》的艺术野心，显然超越了类型片的常规边界，更像一件烙印着强烈作者印记的艺术品。影片在空间叙事上的探索尤为突出，让环境成为承载情绪与主题的核心表意符号。然而，当极致的视觉追求缺乏饱满的人物刻画与严谨的情节逻辑作为支撑时，作品便面临沦为华丽废墟的风险。这场沉溺于个人表达的影像狂欢，更像是一次自负的独白，而非与观众之间真诚、坦荡的交流。

　　《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历史书写的视角与方式。影片以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将三国乱世的英雄豪杰喻为夜空中的璀璨群星，并将这段纷繁历史切割为围绕曹操展开的独立篇章。然而，影片并未深入挖掘曹操的内心世界，也未能展现其性格的成长轨迹，以此颠覆其“奸雄”的固有形象，而是先入为主地将其简化为一个心怀家国、满腔热血的孤胆英雄。这看似打破了传统的脸谱化塑造，实则又为人物套上了新的定型。

　　《猎狐行动》展现了经侦警察跨境追捕的过程，开拓了警匪片的表现疆域，敏锐捕捉到大数据时代犯罪形态的演变。令人遗憾的是，影片将两位男性警察简化为动作担当，完全忽略了经侦警察应有的专业素养，如金融数据分析能力、经济犯罪侦查技巧等。这种对动作元素的过度偏重，背离了观众对经侦题材的专业期待。

　　《脱缰者也》作为带有喜剧色彩的犯罪片，导演风格突出，但喜剧部分仍然依靠俏皮话的堆砌、夸张动作的卖弄，以及巧合、滑稽等手段逗观众发笑，未能展现角色性格缺陷或认知盲区引发的矛盾性。同时，作为犯罪片也乏善可陈。从马飞绑架外甥李嘉文开始，观众便已心知这只是一场闹剧。角色先天薄弱的设定，导致剧情张力难以建立：绑架者缺乏恶意，受害者无力反抗，矛盾冲突始终无法升级。

　　类型创新固然值得鼓励，但应尊重其内在的类型规律。观众所期待的，并非颠覆性的叙事革命，而是在熟悉的类型框架中，于细节处发现新意，在套路中遇见惊喜。即便偶有意外转折，最终仍需将观众拉回预期的情感与叙事轨道。

　　其三，部分商业片努力在常规故事中追求思想深度。

　　《刺杀小说家2》以哲学视角审视现实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并试图提炼出一套辩证的生存哲学：以平和之心看待人生起伏，以昂扬之态面对生命困境。当然，“主题深刻”并非商业片的负累，二者若要水乳交融且自然妥帖，对创作者而言是巨大的艺术挑战，成功者并不多见。一旦创作者缺乏足够的叙事功力来支撑其对“深刻性”的追求，便容易让“深刻”流于表面。

　　《得闲谨制》可以说是年度惊喜。影片以举重若轻的笔触，在幽默中浸透了辛酸，不仅剖析并揭示了国人的心理特质与文化性格，更从普通百姓的视角，完成了对抗战历史的一次文化透视。既呈现了中国人身上的苟且与懦弱，也展现了那份深藏的血性与顽强。

　　此外，还有两部艺术片值得关注：《狂野时代》由五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对应人的“五感”。影片既回望了中国百年历史，也梳理了世界电影百余年的流变，并最终指向人间的种种痛苦。因此，影片表面上在探讨电影艺术的形与魂，内核却是对人世苦难的凝视。影片虽野心宏大，但以如此晦涩的方式处理这样深邃的主题，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日掛中天》则是一部极为克制的伦理片。它通过葆树与美云之间的道德纠葛，探讨恩情背后的道德困局。影片以克制的影像风格告诉我们，当施与者未获应有的回报时，可能会陷入巨大的虚空，乃至怀疑、悔恨与愤怒之中；而对受与者而言，接受沉重的恩情也未必轻松，反而可能因背负愧疚而内心沉重。结尾处美云刺向葆树的那一刀，正是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道德上的和解。

　　2025年的中小成本电影，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展现了多元的探索。它们或尝试触碰现实议题，却在表达上趋于温和；或在类型框架中追求作者风格，却常因把握失当而陷入叙事与风格的割裂；亦有个别作品努力在通俗叙事中融入思想深度，试图在娱乐之外唤起观众的省思。这些作品的存在，为中国电影生态提供了必要的多样性。它们像是一条条纵深蜿蜒的支流，或许未能汇成江河，却拓展着电影叙事的边界与表达的可能。

　　国产改编电影：在继承与重构之间

　　2025年，涌现出一批改编自小说、话剧、社会新闻、人物传记的影片，以其多元的取材来源和改编策略，形成了争奇斗艳的格局。

《哪吒之魔童闹海》剧照

　　首先，对现代小说的重新演绎，展现了创作者在经典文本与当代表达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改编自金庸小说，但并未进行复刻，而是试图重构。为浓缩原著情节，影片不得不借助大量闪回与旁白来交代前情，导致节奏琐碎，宛如一篇仓促的剧情梗概。而且，影片对特效的过度依赖，也让讲究招式、情义与成长的传统江湖，变得模糊。更重要的是，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宏大命题，简化为儿女情长的爱情叙事。

　　《菜肉馄饨》的改编，宛如对原著温柔而坚定的再创作，得失皆在于对“温暖”二字的把握。原著中市井生活的忧伤与人际的复杂，在影像化过程中被有意调和、提亮。尤其是结局的处理，削弱了原著对现代家庭关系的冷峻观察，让故事的锋芒收束于一个极为虚假突兀的团圆场景中。

　　《长安的荔枝》依托同名小说，对古诗“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的故事展开大胆想象。影片通过一位底层官员在长安的生存困境与职场挣扎，引发当代年轻人的深切共鸣；同时借一个“背锅侠”为完成皇帝无心之令所引发的民生悲剧，尖锐批判了官场黑暗。这种将现实关切注入古装叙事的策略，为历史题材赋予了强烈的现实观照。

　　如果说对现代小说的改编侧重于“当代化”诠释，那么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神话传奇的现代化重构，则展现出更为大胆的想象力。

　　近年来，奇幻题材影片引人注目，“哪吒系列”与“封神系列”等作品从《封神演义》中选取题材与人物形象，逐步构建一个宏大的“封神宇宙”。创作者不再拘泥于忠实还原原著，而是以解构与重构的姿态展开艺术探索。这种改编策略，既体现了对古典文本的开放性解读，也折射出当下文化语境的深层需求。

　　《哪吒之魔童闹海》淡化了原著中浓重的天命论色彩，强调人物的自我选择与成长，使神仙妖魔成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拥有常人的犹豫、痛苦、愤怒、反抗与觉醒，这种真实的人性描摹让角色更加贴近观众，也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这种现代性的改编，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为传统神话的创新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

　　影片还在情节中呼应或讽喻现实，进而对原典进行现代性审视，为其注入当代内涵。当民众与妖族将“修仙考编”奉为人生正途，传统神话便被赋予了令人会心一笑的当代意味。申公豹宛如进城打拼的乡村青年，承载着族人的期待，前路却步步艰辛。金仙选拔过程中的出身歧视、资源垄断与潜规则，辛辣地影射了现实社会逻辑。

　　《聊斋：兰若寺》大胆以“拼盘”结构呼应《聊斋志异》短篇集的文体特征，通过蒲松龄夜探古寺串联起五个风格各异的篇章。然而，影片在受众定位上产生了严重割裂：从前半部分的童趣，陡然转向探讨情爱生死且带有阴森恐怖的镜头，导致儿童与成年观众都难以获得舒适的观影体验。改编尺度也摇摆不定，时而大胆，如从原配视角重构《画皮》，注入现代婚姻的思辨；时而又异常保守，如对《崂山道士》近乎照搬的复刻呈现。最终，影片因风格与节奏的难以自洽，暴露了拼盘式改编的挑战。

　　电影改编的触角还延伸至话剧、短片、社会新闻等形式和题材，在真实与虚构、艺术与商业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戏台》改编自同名话剧。影片虽努力突破舞台局限，增加了北京城外、大裕斋街面以及洪大帅府邸等场景，但主要戏份仍集中在德祥大戏院，叙事框架仍然保留了“三一律”的舞台剧特征，电影化表达略显不足。不过，影片通过一个荒诞中透着苦涩、滑稽里暗藏锋芒的故事，完成了对艺术尊严的深入探讨，折射出乱世中文化人在强权之下的无力，展现艺术困境与人性挣扎，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

　　《浪浪山小妖怪》由短片《小妖怪的夏天》扩充而来，通过一个小妖怪的职场经历，精准捕捉现代“打工人”的辛酸。为补充情节，《浪浪山小妖怪》增添了三位新角色，他们与小猪妖组成野生版“取经小队”。这一设定颇具巧思，当四个没有法力的“平庸妖怪”想完成取经这一壮举时，观众会被这些角色的命运起伏、情感变化与成长轨迹所牵动。不过，影片无意也无力打造“普通人完成惊天伟业”的励志叙事，而是着力呈现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背景决定一切，各个山头的势力集团垄断了所有上升通道，普通人要么依附权贵，要么沦为社会的边角料。四只小妖怪正是这个固化体系中的失败者，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铤而走险，通过冒充特权阶层来博取上位机会。影片“避虚就实”，让观众在天马行空般的嬉闹外表下，品尝到现实的辛酸与苦楚，并在结尾处得到悦纳自我、超越平凡的情感慰藉。

　　《酱园弄·悬案》改编自民国时期的一则社会新闻。影片将“悬案”提升为关于女性生存的时代寓言，刻画了在男权压迫下女性的痛苦挣扎。作为女性意识的代言人，西林这一角色虽略显概念化，但其尖锐的视角挑战了当时的普遍认知。她为詹周氏发出的呐喊铿锵有力：这个被贫困、饥饿与暴力围困的女人，困于“女性无权离婚”的牢笼，法律的公正从未真正照耀过这样的底层生命。

　　《水饺皇后》作为带有传记属性的商业电影，创作必然受到品牌形象与传主相关意愿的多重制约，难以深入探询人物的复杂性。同时，影片的艺术定位模糊，摇摆于企业发展纪实与个人成功回忆录之间，既缺乏展现历史进程的波澜，也未能深度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

　　纵观2025年的改编电影，创作者在小说、历史传奇与社会新闻中挖掘素材，以多元路径探索“旧瓶装新酒”的可能。无论是古典神话的现代性转译，还是现实议题的历史化表达，这些作品都试图在尊重原作与当代创新之间建立桥梁。电影改编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体现了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度思考。如何让改编撬动文艺新形态，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与艺术创新的增长点，电影创作者任重道远。

　　进口影片：结构性困境与创新乏力

　　与中国电影在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的主动探索相比，2025年进口影片呈现出“头部亮眼、整体疲软”的格局。其市场表现背后，暴露出结构性困境。

《疯狂动物城2》剧照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IP续作垄断市场，原创动能严重匮乏。2025年中国市场票房前十名的进口电影，无一例外均为成熟IP的续作或系列衍生作品。全新原创IP的缺席，既反映了全球电影产业对“IP安全牌”的深度依赖，也暴露出在原创叙事与新IP生产上的乏力。凭借前作积累的受众基础、品牌认知与叙事惯性，IP续作虽然降低了市场接受门槛，但也因创新不足、套路固化等问题，大多未能实现预期的市场效果。

　　《疯狂动物城2》是善用IP红利的典型案例。影片在IP延续性与叙事新意之间找到了平衡，既保留了角色魅力与世界观架构，又通过新的案件剧情，深化了对平等、正义等普适性主题的探讨，避免了单纯的情怀消费。而《侏罗纪世界：重生》作为该系列第六部作品，虽以逼真的特效收获5.67亿元票房，但叙事上未能突破系列固有的套路，角色塑造单薄，人物动机缺乏足够说服力，环保主题的表达流于表面，豆瓣评分低于系列平均水平。

　　IP续作垄断进口片榜单的现象，本质上是资本规避风险、追求市场确定性的结果。这种追求导致了艺术创新的萎缩，多数作品复制前作的成功模式，在叙事结构、角色设定、主题表达上缺乏突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水准的进步与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进口片若想在中国市场持续立足，仅靠IP续作必然难以为继，必须在原创力孵化与叙事创新上寻求突破。

　　如果说IP依赖是战略层面的保守，那么影片的本土化适配，则是决定这些影片能否真正触动中国观众的关键。进口影片在中国市场的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其能否跨越文化语境的隔阂，与中国观众建立起有效的情感联结。

　　《惊天魔盗团3》的情感叙事，同样与中国观众的审美存在错位。影片的核心冲突建立在西方语境下的正义观与团队情谊之上，叙事逻辑与中国观众强调规则、责任的认知存在偏差。即便是定位亲子向的《新·驯龙高手》，也因情感表达浅表化而未能达到预期。影片以人与龙的友谊作为叙事核心，但剧情过于平淡，对成长、责任等主题的探讨流于表面，缺乏能够打动家长与孩子的深层情感触点。

　　进口片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整体类型套路固化明显，艺术突破集体疲软。无论是动画、动作、科幻，还是惊悚，都普遍深陷类型创作的路径依赖。虽然依托成熟工业体系保障了基本品质，却难以在叙事、角色、主题等层面实现突破。

　　《坏蛋联盟2》重复着“坏蛋变好人”的套路，喜剧模式高度同质化。虽然尝试嵌入社会偏见、身份认同等议题，但多浅尝辄止，最终仍服务于娱乐性，未能使主题深度与趣味性达到统一的高度。

　　动作科幻大片的套路化问题更为突出。《F1：狂飙飞车》将重心放在视觉呈现上，剧情单薄，角色成长弧光肤浅，反派脸谱化，导致影片沦为感官刺激大于叙事价值的技术展示片。

　　综观进口片创作，共同的困境是过度依赖成熟类型的安全框架，将技术升级、场景扩张等同于创新，而在叙事逻辑、角色塑造、主题深化等核心层面，缺乏突破。这反映了全球电影工业对市场风险的规避，也暴露了进口片创新意识的弱化。随着中国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仅靠类型套路或技术特效已难以满足需求，进口片若想在中国市场持续立足，必须打破类型固化，在叙事模式、主题表达、类型融合等方面实现真正突破。

　　深层危机：现实主义稀缺与算法式创作

　　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局亮眼，《哪吒之魔童闹海》不断刷新票房纪录。但此后的多个档期陷入持续低迷。影院吸引力在短视频、微短剧、网络大电影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日渐淡化。随着我们深入观察全年的市场表现，一些结构性困境浮出水面。

《震耳欲聋》剧照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成为稀缺品，电影与真实生活的连接减弱。纵观全年，现实题材作品稀少，经典现实主义创作更是难觅踪影。电影似乎越来越远离真实生活，电影的功能有窄化为纯娱乐的倾向。

　　《向阳·花》虽触及特定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刑释人员的再社会化等现实议题，却在叙事深度与社会洞察力上存在明显缺憾，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照，未能深入探讨这些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成因。观众既看不到这些女性突破困局的必然性，也难以从她们偶然性的成功中获得真正的启示。这种艺术处理上的粗糙，使影片的社会意义大打折扣。

　　《震耳欲聋》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气质的影片。它以健听者李淇作为观察视角，探讨生理性的“听障”与社会性“失语”之间的互文关系。然而，影片对正义伸张过程的呈现却相对潦草，将解决问题的关键寄托于个体心理障碍的克服与发声意愿的觉醒，而取证艰难、诉讼漫长、权力压迫等现实困境，则被大幅简略。这种处理削弱了作品对社会结构与司法体系的反思力度，表明它并非一部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是对现实议题进行浅表化、通俗化乃至奇观化加工的商业片。

　　如果说现实主义的缺失是创作方向的偏离，那么算法思维对创作的侵蚀则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AI时代，影片创作越来越依赖于算法，各个环节都利用大模型进行精细测算，使创作越来越像一场数学建模和金融博弈。这虽然使投资更安全，市场回报也有迹可循，但也导致艺术创作的自由度、独创性逐渐丧失。同时，对现实、历史、人生的真切关注和深情注视也逐渐被淡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批判锋芒便日渐消退。

　　《恶意》体现了算法时代的创作特点。影片按照悬疑类型片的标准化模板组装，虽然披着现实主义的外衣，实则充满人工斧凿的痕迹。每个镜头都带有明确的叙事目的，情节进展如同精密齿轮的咬合，呈现出令人窒息的紧凑感。这种过度追求叙事效率的艺术处理，使作品丧失了现实题材应有的生活质感和粗粝气息，最终呈现的是一部工整到近乎匠气、精巧到略显刻意的类型片。

　　而且，当创作者过度依赖算法数据时，还会导致角色塑造陷入一种“精准迎合”的困境。为了匹配观众的“主流偏好”，人物成为根据观众喜好定制的产物，丧失真实的生命力。

　　面对挑战，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电影产业的未来。回顾历史，好莱坞电影曾在20世纪50年代受电视冲击而一度溃退；中国电影也在20世纪90年代因录像带、VCD的普及而经历低谷。每当新兴媒介出现，“电影已死”的论调便不时响起。但电影总能通过自我革新、多渠道融合，重新成为观众娱乐与审美中不可替代的一环。因此，电影遭遇危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顺应时代变化，调整创作观念，在技术和艺术上探索新的表达方式，这始终是电影顽强生存的根本出路。

　　（作者龚金平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张以柔系复旦大学艺术学方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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