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宇 岳宗胜

　　《得闲谨制》改编自兰晓龙的原创故事《宜昌保卫战》，影片以1940-1943年鄂西会战为背景，用荒诞现实主义手法建构抗战叙事，讲述了钳工莫得闲、防空炮长肖衍带领逃亡百姓从苟活到觉醒，在戈止镇挣扎求生，并在乱世中守护家园的故事。该片在影像风格和主题呈现上颇有新意，通过黑色幽默的荒诞叙事消解了传统抗战题材的沉重说教感，借助鲜明的光影对比与隐喻性影像，引发了广泛讨论与关注。虽然影片在主题表达与情感诠释上传递出中国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厚重的家国情怀，但在叙事节奏、人物塑造与台词处理等方面略显突兀，形式上的创新难以掩盖制作团队的剧集思维，导致影片在口碑与观感上未能真正实现电影化表达。

《得闲谨制》剧照

　　叙事范式的创新与叙事节奏的失序

　　“一众布衣甲，一场守家战。”这是电影《得闲谨制》的宣传语，也是电影的核心故事情节。与大多数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冷峻、凝重与悲怆的风格不同，《得闲谨制》采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聚焦小人物的挣扎与觉醒，在工匠的铁锤与溃兵的炮筒间谱写出一曲平民英雄的英勇赞歌。影片没有直击正面战场，也没有刻意铺陈民族苦难，而是通过“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间”的叙事策略，将镜头对准抗日战争中最平凡的百姓，展现出兰晓龙一以贯之的“平民史观”，从民间视角构建抗战叙事范式。

　　作为创作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兰晓龙，他始终关注战争中的边缘人物，善于刻画非典型的“英雄形象”，展现他们在绝境中从逃避到抗战的灵魂蜕变。《得闲谨制》以“南京沦陷——宜昌失守——石牌胜利”为三幕式结构，通过“戈止镇被误认为武镇招致灾祸”的荒诞设定，揭示战争本质的荒谬性。面对敌人的坦克和枪炮，以莫得闲为代表的普通百姓从畏战、避战到血脉觉醒，他们拿起手头的农具、工具，在一门老旧防空炮的配合下，在绝境中奋起反抗，呈现人民群众抗战的深厚力量。

　　然而，叙事范式的创新并未解决故事节奏松散、拖沓以及叙事结构碎片化的问题。作为正午阳光的银幕首秀，《得闲谨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一个宏大、复杂的主题，浓缩在有限的两个小时内，既要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心理，还要实现主题的升华。遗憾的是，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节奏明显偏缓慢，带有鲜明的“电视剧感”，流水账式的平淡感削弱了后续冲突的冲击力，影响了观众的注意力。例如，电影开头莫得闲和莫家老太爷在船上进行的关于身处长江还是黄河的争论，虽然是想传递“国破山还在，低头思故乡”的漂泊无定、怀乡之情，但插科打诨式的嗟叹却明显拖累了叙事节奏，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此外，电影一直试图用荒诞消解战争的苦难，但是黑色幽默与残酷战争场景的前后拼贴，也造成电影风格的基调衔接不够自然，带来观影体验上的割裂感。

　　平民的成长弧光与角色失焦

　　导演孔笙曾强调，电影《得闲谨制》关注的是“处于战争中老百姓的生存观”，聚焦一群从南京到宜昌的逃亡者。影片中，一个有心抗日却积极逃难的钳工莫得闲，一个满嘴吹牛却贪生怕死的炮兵肖衍，他们与身边的家人、战友、难民历经几千里溃逃，目睹山河破碎，不停地逃亡、定居、再逃亡，最终来到渺无人烟的戈止镇。可是短暂的“安宁闲适”的岁月，终究被三个迷路的日本兵打破，当炮火来袭，小人物在痛苦绝望中迸发英勇无畏，书写了英雄成长的弧光。

　　影片成功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平民百姓形象：技术精湛却渴望安稳的莫得闲、逃避惜命的炮兵队长肖衍、刚烈坚韧的夏橙、疯癫荒诞却热血的莫老太爷等。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退无可退时选择守护家园的普通人。作为金陵兵工厂的一名八级钳工，莫得闲渴望安稳的生活，他在一次次的逃亡中逐渐成长，面对日军的侵袭，最终高声呐喊“我们能杀了他们，我们的家人能活！”“死了我，再用我的骨肉撕了他们”。作为“戈止镇”的精神领袖，他不仅修好了肖衍的苏罗通炮，更唤醒了懦弱溃兵的战魂，他不惜粉身碎骨，也要誓死保卫家乡。以炮兵长肖衍为首的散兵游勇一路避战，在戈止镇既轻视村民又依赖其供养。随着剧情推进，他们摒弃前嫌与私利，从逃避者转变为守护者，以血肉之躯迎向敌人的战甲。莫老太爷看似糊涂实则热血，他背着牌位挥着砍刀、斧头誓死守护家族血脉，用最朴素的生存逻辑完成了“小人物”向“大英雄”的转变。

　　可是，影片在主角塑造上的高光，终究无法掩盖人物刻画的单薄与创作者的力不从心。莫得闲作为从南京、宜昌一路逃到戈止镇的八级钳工，除了将自家的刀具打磨得更锋利、制作了一根会爆炸的旗杆之外，并未带领乡亲们打造出更多的御敌利器，这与影片开头他担忧戈止镇与敌军一江之隔的机警相悖。此外，莫得闲时不时迸发的“金句”，与战乱中平民的语言习惯不符，造成台词与身份的突兀与脱节。肖衍作为一个“五年没打过仗”的防空炮兵队长，在长期逃避现实的心理影响下变得越发懦弱且缺乏自信，影片虽然把梅德福和部分村民的牺牲作为推动肖衍从贪生怕死到英勇就义转变的重要因素，但从电影的整体表达来看，人物形象的刻画略显不足，形象转变较为生硬。同时，主角与配角的失衡也是电影较为明显的问题。影片以莫得闲作为故事主线，但村民从极度恐惧到奋起反抗的转变过程铺垫得相对单薄，缺乏立体感，未能充分实现电影厚重群像的刻画与呈现。总的来说，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不足，反映出其在创新的艺术表达与扎实的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不融洽，削弱了角色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得闲谨制》在风格和类型上的探索为抗战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导演孔笙与编剧兰晓龙试图通过大量的隐喻与金句来拔高电影的主题与价值，但是过于注重形式表达而忽视内在的故事逻辑，最终使作品沦为电视人转战银幕的一场未尽全力的“破格实验”。只有在叙事逻辑、角色深度与价值内核上不断打磨，让主题自然生长于鲜活的人物之上，才能让作品真正跨越银幕的界限，从创作者的内心世界直抵观众的心灵深处。

　　（作者张宇系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岳宗胜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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