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西安华清池“贵妃出浴”雕像因形象设计引发网络争议，此前甘肃瓜州“汉武雄风”雕塑也曾因造型独特掀起热议。这两起事件犹如棱镜，折射出公共艺术在当代社会的核心张力——艺术家的个性创作与公共空间的审美接受该如何平衡？

　　从艺术专业视角而言，人体是雕塑创作的经典母题，承载着历史底蕴、文化内涵与形式探索的多重价值。以潘鹤先生的《杨贵妃》为例，该作品融合中西技法，着力还原唐代审美意象，其艺术价值早已获得业内公认。但当雕塑走出展厅、立于公共景区，便不可避免地具备了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势必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审美习惯的观众的多元解读。

　　争议的背后，暴露出公共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机制的缺位。艺术创作需要自由探索的土壤，公共属性却要求作品与大众建立精神共鸣。我们既不能用单一的道德标签，否定艺术表达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也不能忽视公众合理的情感诉求与审美期待。构建健康的公共艺术生态，离不开创作前的充分调研沟通、落成后的持续阐释引导，更有赖于公众美育的长期涵养浸润。

　　期待这场讨论能够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评判，推动社会以更开放、理性、包容的态度，审视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共生关系，让公共艺术真正成为滋养城市文化肌理、激发大众美育思考的优质载体。

 

身体是雕塑艺术创作的恒久母题

　　作者：艺 思

　　作为一种以身体与空间为核心媒介的艺术形式，雕塑始终处于艺术史、社会结构与公共文化的交汇点之中，其意义往往在多重关系的张力中被不断生成。从美术史的长河来看，人体是艺术创作最为基础且持续演变的母题之一。无论是古希腊对理想比例的追求，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将人体视为理性与精神的外化形式，身体始终被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形式语言加以处理。中国艺术传统虽更强调含蓄与象征，但汉唐时期的造像、壁画与陶俑，同样体现出对身体体量、动态与生命韵律的肯定。这表明，身体并非完全是艺术中的道德问题表述，而是一种需要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理解的造型审美资源。就雕塑创作实践而言，身体在作品中承担着复杂而多重的功能。雕塑家通过塑造身体来思考存在方式、空间结构与物质关系，关注的不仅是形象本身的可见意义，更包括体量、重心、节律以及材料属性如何在空间中形成张力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首先作为一种媒介发挥作用，其艺术价值来源于形式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以及由此生成的空间经验，而非依附于单一叙事或感官效果。在公共艺术层面，雕塑作为一种物质形态，被嵌入公共空间与社会制度之中，其意义不可能是封闭的。不同背景的观者在同一作品前产生差异性理解，正是公共领域得以运作的方式。一个成熟的公共艺术运行机制，应当通过持续的学术阐释、空间管理与公共交流，使作品不断被重新理解，而非被固化为单一评判对象。从社会美育的角度看，公众的审美素养是一种在长期文化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能力结构，它依赖于艺术史教育的积累、视觉经验的拓展，以及公共文化制度与媒介环境的共同塑造。美育的核心不在于训练判断对错，而在于培养感知和理解艺术审美性的能力，包括区分艺术语言与日常经验、象征表达与现实对象的能力。因此，雕塑进入公共空间，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结构与审美价值不断调整与重塑的过程。重要的不是对艺术进行简化判断，而是持续建设一种能够容纳艺术复杂性、历史深度与理性讨论的公共文化环境。

 

公共雕塑的公共性与个性之思

　　作者：谭 勋

　　关于公共雕塑与大众审美的关系，特别是纪念性雕塑与艺术家个性化作品之间的张力，这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探讨的话题。其中公共雕塑的核心矛盾在于艺术家的个性表达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

　　一方面，公共雕塑与个人艺术创作的根本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其公共性。当雕塑矗立于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它便超越了艺术家个人情感的纯粹表达，转而成为公共环境的一部分，需要承担服务公众、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职能，自然要承载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作品需要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愿景深度结合，要符合普遍的广泛的艺术美的特征，也要看雕塑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发展建设中，并与市民产生情感连接与精神共鸣。一些作品因造型、主题可能引发公众不适甚至反对，这是艺术家创作自由与公共审美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情况下，需要专业的艺术引导，要看到艺术的差异性与包容性，也要充分考虑艺术作品与周围环境、城市空间的协调与和谐，艺术家也要在追求个性表达时，认识到公共艺术的特殊性，在创作中更自觉地思考作品的公共性，顾及更广泛受众的感受和文化语境。

　　另一方面，雕塑的艺术个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意义。它是艺术创作的生命力与创新源泉，为公共空间注入独特的审美视角与思想活力。尤其在纪念性、主题性雕塑中，正是艺术家的个性语言，能够突破程式化表达，将历史精神、集体情感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视觉符号，以新颖的形式引发观者的情感共鸣与深层思考，防止公共艺术沦为平庸的装饰或生硬的教具。然而，这种个性表达在公共场域中，需要与更广泛的公共性进行对话，也需要公共美育来提升公众审美。其艺术个性的意义，在于挑战惯性认知、拓展审美边界，但其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在特定语境中与公众达成理解。艺术需要个性化的表达，文化需要百花齐放，也需要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因此，公共雕塑的创作中，艺术家们强调 “在地性”与“时代感”，往往会充分考虑作品与周围环境、城市空间的协调。艺术家在追求个性表达时，也在自觉思考其作品的公共属性，在个性表达与公众感受、文化语境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最终，杰出的公共雕塑，是在艺术个性、公共记忆与空间语境三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富有创造力与生命力的平衡。

 

发扬优良传统 创造新时代的公共艺术

　　作者：林 木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公共艺术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全新时代。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系列浮雕》《北京农展馆广场群雕》《歌乐山烈士墓群雕》、深圳的《拓荒牛》、毛泽东纪念堂《毛泽东坐像》等等，新中国优秀的雕塑家刘开渠、潘鹤、叶毓山们以他们独具一格的构思，精湛的雕塑技艺，和民族化的雕塑语言与雕塑风格，为我们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程中那些悲壮的战争时期，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鼓舞人心的改革开放场景，以及对人民领袖的崇敬与热爱……从这个角度上说，优秀的公共艺术是伟大时代的再现，是人民情感的载体，当然又是人民艺术最集中的代表和典型。新中国的公共艺术已构成人民艺术的全新传统。在中华民族全面崛起的今天，中国社会正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步伐迈向未来之时，现代化的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变化带来社会生活焕然一新的场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带给中国人民以全新的体验，带给当代中国艺术家以全新的创作的灵感与创作的热情。当代中国艺术家们总结和发扬新中国公共艺术的优良传统，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公共艺术，将是当代中国艺术家们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

　　作者：邓 柯

　　文明的生命力源自开放包容的胸襟与守正创新的智慧，公共艺术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呈现城市与地域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讲述着故事，注入灵动气息，激活空间能量。它是具有生长性的艺术形态，是一次又一次持续的历史人文对话，这种持续不是停滞僵化的，而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演进过程，它既非单纯的空间装饰，也不应沦为扁平化概念化的消费符号，通过特定场域的互动关系，它既可以成为对话时空的精神纽带，也可以超越宏大的表现形式，彰显人文关怀的永恒思索。艺术的审美要求通过自身持续的革新、流转演化，滋养出新的艺术形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呈现公共艺术的多元创作，从而拓宽新时代文艺的创作视野，珍惜和激活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力，将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时代精神与审美风尚有机融合，才能让公共艺术在空间中焕发蓬勃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让公共艺术成为美化城市空间的载体

　　作者：城 玫

　　公共艺术作为与公众最为贴近的艺术形式，其设立与发展始终受到规范框架的制约。我国已构建起涵盖立项审批、意识形态把关、空间适配性评估的完整规范体系，从政府层面到专业审核均形成闭环，确保作品在价值导向、文化立场上坚守底线。

　　近期部分公共艺术作品引发的争议，本质是艺术表达与公众审美认知的正常碰撞，并非规则缺失所致。面对争议，更需以理性态度疏导：一方面应强化全民美育普及，通过专业解读、审美引导等方式拓宽公众视野，减少因认知差异产生的误解；另一方面需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只要作品在规则体系中实施，不触碰民族情感、意识形态等红线，就应遵循艺术发展规律与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给予创新探索的空间，避免以片面标准加以否定。

　　公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平衡专业表达与公众诉求。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沟通机制，在创作前广泛吸纳民意，在争议中搭建专业与公众的对话平台，以规则为基、以理性为要，让公共艺术真正成为美化城市空间、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载体。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艺术家的创作自由

　　作者：秦 青

　　近期，西安华清池“贵妃出浴”雕像与甘肃瓜州“汉武雄风”雕塑接连成为网络热议焦点。前者因半裸的古典形象被指“不雅”，后者则因仅露出头部的独特造型被戏称为“活埋汉武帝”。这些争议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公共艺术领域的核心命题：在属于公众的物理与舆论空间中，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边界何在？

　　从表面看，这是艺术审美差异的冲突。艺术家追求创新与深度表达，如将大地喻为汉武帝的身躯，以显雄浑；而公众的评判则往往基于直观感受和固有的文化认知。但更深层次上，它揭示了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公共性。一件作品一旦置于开放空间，便不再仅仅是艺术家的个人作品，而成为公共文化产品，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与评议。这种审视权是合理的，因为公共空间属于全体市民。

　　然而，公共性绝不意味着创作自由应向“最保守的审美”或“最广泛的共识”无限妥协。艺术的价值常需时间沉淀，历史上许多杰作初问世时也曾备受争议。倘若公共空间只允许安全无害、千篇一律的装饰，必将扼杀文化的多样性与城市的活力。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以弥合专业表达与公众理解之间的鸿沟。

　　近期争议的集中爆发，恰恰暴露了这种对话机制的长期缺位。许多作品在落成后便“沉默”地伫立，缺乏对其创作背景、艺术语言和历史语境的有效阐释。当它们突然被卷入短视频的快速传播中时，剥离了语境的形象极易被简化和误读。因此，平衡之道不在于限制创作，而在于强化沟通与解释。

　　这要求多方共同践行一种“对话精神”。创作者需更具公共意识，在创新时考量公众的文化情感；管理部门则应超越“等待处理”的被动，主动通过专业导览、解说牌、公众活动等方式搭建理解的桥梁；而公众亦可以更开放的心态，在理性讨论中拓宽审美边界。

　　归根结底，公共艺术的理想状态，既非艺术家孤芳自赏的独白，也非公众情绪化的一言堂，而应该是一场持续的、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创作自由因其对公共性的尊重而更具根基，公共空间也因包容了创新的表达而更加丰盈。争议本身并非坏事，它正是公共艺术真正融入社会生活、激发思考的开始。

 

《杨贵妃》的盛唐意韵

　　作者：岳 艺

　　被业界誉为岭南雕塑一面旗帜的潘鹤，自20世纪60-70年代期间，就参与了众多国家重大历史题材雕塑创作，80年代中期更是主创了中国政府赠送日本长崎市的《和平少女》像。丰富的户外雕塑创作使潘鹤深刻体会到雕塑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能量，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潘鹤就带有前瞻性地提出“雕塑的出路在室外”，从南中国涌起的城市雕塑浪潮自此奔流全国。1991年，潘鹤《杨贵妃》落成西安临潼华清池景区，雕塑配合历史遗迹的主题，以杨贵妃出浴为主体形象，创作手法充分体现“开放兼容”“中西合璧”的岭南特色，人物选取西方古典雕塑的“对立平衡”站姿，重心在身体右侧，左腿松弛地伸出浴袍外，脚尖轻触地面，“S”形曲线勾勒出人物自然健美的体魄，以西方古典塑造技术再现出人物的绝世风华，也符合唐代中晚期对女性丰腴之美的时代追求。人物面部则运用了中国传统雕塑中的刻画方式，有唐代佛教造像人物的气韵，头部略微低垂，眼光下视，也是一种含蓄美的表达。雕塑采用白色大理石雕刻，纯净的质感也使得雕像成为空间的焦点，这样一位“写实”的唐代美人，也是雕塑家为观众带来的一种“现代”视角。

 

评价的标签化误导民众审美

　　作者：箴 言

　　近期舆论对“大地之子” “汉武帝”等大地公共艺术作品的争议，其本质是公共艺术的在地性适配、审美共识构建的问题，而非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否定。潘鹤先生的《杨贵妃》雕像，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从专业角度上看是经典之作。观众应当尊重艺术的多元性和个性表达，避免将历史题材艺术置于现代单一道德框架，混淆艺术表达与低俗趣味。这也反映出审美普及与艺术教育的缺位。我反对以阴谋论、标签化否定艺术创作，应维护艺术界与公众的理性沟通氛围，在尊重艺术创作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决策、审美普及化解矛盾，让公共艺术真正服务于公众与社会，同时抵制无根据的恶意言论，守护艺术创作的自由与多元生态。

 

一位老雕塑工作者眼中的《杨贵妃》

　　作者：钱海源

　　作为一名87岁的老雕塑工作者，我近日惊讶地发现，在西安少数网络媒体上出现了关于我恩师作品的负面报道。我的恩师潘鹤先生毕生创作了一系列著名雕塑作品，如《孙中山先生》《青年毛泽东》《省港大罢工》《艰苦岁月》，《大刀进行曲》和《开荒牛》等为业内外公认的经典雕塑，极为生动凝练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百年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我的恩师潘鹤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有影响力的雕塑大师。

　　30多年前的一天，潘鹤恩师告诉我，西安华清池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邀请他创作一件杨贵妃出浴的雕塑。他要借助这件雕像，创作出一件彰显唐代美女形象的作品。后来我看到了这件雕塑，我认为这尊雕像，从艺术上去看，具有华贵、健康与朴实的艺术审美和艺术品位，而毫无低俗的趣味！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如今竟然有某些低俗的网络媒体，如鲁迅先生所痛斥的那种，从杨贵妃出浴这件雕塑上看出了“淫乱”。倘若按照此种逻辑来看待问题，那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展现男性特征的《大卫》雕像，作为被公认为世界美术史上不朽经典的雕塑，理应被归类为“黄色作品”，进而予以拆除处理。

　　这让我回忆起60年前的一段经历，其时正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塑4年级的我们班全体同学，必须按照禁止画裸体模特儿的指示，每个画过裸体模特儿的同学，都必须写自我反省的上纲上线的检讨。后来是在毛主席的关于艺术可以画裸体模特儿的指示后，我们在思想上才得到了精神上的平反！

　　没想到在60多年后的今天，还能发生这样的事。这真是令人感到莫明其妙！

 

公共艺术对社会美育的价值

　　作者：李 想

　　由甘肃瓜州“汉武雄风”雕塑引发的网络热议，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凸显了公共艺术作为社会美育前沿阵地的独特价值。这些争议远非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一场波及全民的、生动的美育公开课，迫使公众、艺术家与管理方共同思考：艺术为何而作？我们又该如何观看？

　　争议本身揭示了美育的迫切性与复杂性。瓜州雕塑被戏称为“活埋汉武帝”，正是“云观看”时代下，艺术语境的严重缺失与公众传统审美习惯碰撞的典型结果。这提醒我们，美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理解多元表达、建立理性对话能力的培养。争议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专业创作与公共认知之间的鸿沟，而这正是美育需要着力弥合之处。

　　有效的公共艺术美育在于构建对话而非单向灌输。面对争议，简单地保留或拆除并非上策，关键在于建立制度化的阐释与沟通机制。这包括设置专业解说、组织创作者对谈等，将作品的创作立意有效地传递给公众，使公众理解作者“以祁连为躯体”的构思。

　　公共艺术的终极美育价值，在于营造一个包容、开放、鼓励思辨的公共文化空间。它不应止步于装饰环境，更应成为激发市民审美自觉、涵养社会文化氛围的催化剂。如同盐城“一墙美展”将艺术送到街头巷尾，其核心是让公众在可感可触的参与中，完成从“旁观者”到“审美主体”的转变。通过艺术，我们学习理解差异、尊重创新、达成共识，这正是社会美育追求的最高目标。

 

裸体雕塑不是问题

　　作者：东 月

　　裸体雕塑自古有之。比如很多人都熟知的“断臂的维纳斯”和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大卫》，前者距今有2000多年，后者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近现代的裸体雕塑名作更是不可胜数，比如罗丹的《思想者》、马约尔的《地中海》等等。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外国雕塑，不是中国雕塑。那好，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有没有裸体雕塑？当然是有的。比如云冈石窟中的力士像、敦煌莫高窟的菩萨像等等。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西安临潼华清池景区的雕塑“贵妃出浴”为何还会引起网上这么多的争议呢？

　　我想，人们对此有争议，不外乎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有人认为在户外放置裸体雕塑“有碍观瞻”。这是否成立呢？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城市的公共空间都矗立着裸体雕塑，这不仅是艺术传统，也被广泛视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谓“有碍观瞻”，往往关联着对“风化”的特定理解。这让我想起百年前孙传芳禁止裸体模特儿的风波，理由正是“有伤风化”。值得思考的是，100年之后的今天，类似观念何以依然存在？第二，有人认为裸体雕塑“不美”。这就牵涉到审美水平与个人偏好的问题了。审美本是见仁见智，有人喜欢这样的形式，有人欣赏那样的风格，正如口味有辣甜之分，艺术喜好也各不相同，这原本无可厚非。然而，若仅以个人口味来指摘一件已经矗立30年的经典雕塑，那就显得有些说不通了。艺术价值的高低，并不能简单地由个人的好恶来裁定。

　　所以说，雕塑的裸体与否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决定一件雕塑是否适合在公共空间展示的，在于其艺术水准的高低。一件雕塑作品，如果本身技艺低劣，表达空洞，缺乏艺术价值，那么无论题材如何——即便不是裸体——恐怕也不适合放置在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空间里。公众空间的陈列，理应留给那些经得起审美与时间考验的作品。

 

欣赏人体之美是人性发展的标识

　　作者：宸 墨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强调道德观念，所以古典艺术中对人体的表现受到束缚，但也并非完全缺席。唐人的服饰风格就非常开放。人在生理性需求之外培养出了情感与理性，所以人才走出了狭隘的动物界，成为人类。人类的价值观念在实用功利之外还具有审美与知性向度，所以人类就能够在两性问题上升华出爱情，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自己的身体，这是人类文明与心理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西方的雕塑和油画中，人体素材始终是其大宗。近现代以来，与西方文学艺术和思想观念碰撞，人体艺术逐渐被接受并普遍化，一直到新时期，国人对于人体美的欣赏已经成为常态，这是我们历经百年养成的审美素质。

　　没想到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非难坐落于陕西西安临潼华清池的雕塑作品《贵妃出浴》。这是20世纪著名的雕塑家潘鹤先生在1991年创作的，潘鹤先生曾经创作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艰苦岁月》《拓荒牛》等，《贵妃出浴》是潘老为数不多的古典题材创作。该作品设计构思、取舍定位均积极健康、雅俗共赏，是一件与文化背景和地理空间有机融合的公共艺术作品，还带有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情趣。谁能想到，三十年之后，人们的审美反而倒退了，视之为“有伤风化”，担心“孩子们会看见”。殊不知，我们就应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审美观念，尤其是人体美是塑造孩子健康开放的价值观与人性理念的重要题材，不容忽视。批评者的狭隘偏见却背道而驰。吴冠中先生曾说过“美盲比文盲更可怕”。诚然，这个现象也反映出大众对荒诞言论的辨别能力不足，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既应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亦需谨言慎行。

 

杨贵妃、白居易及其他

　　作者：吕 亭

　　“杨贵妃雕像事件”的核心是裸体形象与公共景观的关系。围绕这场争论，我们看到了传统观念中对身体的认识、习俗风化的界定、百年来现代教育规训下的再认识、物质消费退潮后的内缩效应、集体意志与窥视心理等议题，凡此种种，几乎可以写成数本大部头专著。然而，舆论发酵至此，所涉及内容已超出单一的艺术层面。这件雕塑的作者潘鹤教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件《艰苦岁月》，它堪称革命叙事与深沉诗意交融的典范。他的其他作品《拓荒牛》《和平少女》等，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造型特点，饱满、舒展、大方。

　　华清池景区的杨贵妃雕塑以半裸形象出现，显然是作者的有意设计，是对《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写照。白居易此诗，今天来看是千古名篇，但在当时，以唐臣直写明皇贵妃之事，居然没被“全网封杀”。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作悼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不仅不以为忤，更以其才为荣。回到杨贵妃像，潘鹤的创作理念很朴实：沐浴者以裸体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联想起早年的首都机场泼水节壁画和近期的“鲁迅抽烟”墙画，我们不禁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观看的意识中装上了感应筛选系统，而丧失了面对常理的坦然？

 

裸还是不裸——我们到底在争论什么

　　作者：罗 飞

　　西安华清池委托著名艺术家潘鹤创作的景观雕塑《贵妃出浴》，时隔三十年后居然近期在网络上发酵为众人围观的存废争议。在我看来，这并非艺术审美之争，而是思想开放格局的当代检视。这尊1991年落成的汉白玉雕像，以裸体形态再现《长恨歌》诗意，其诞生与存续，紧密关联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历史脉络，其设计方案当年已通过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审核认可，本身就是时代包容的明证。

　　回溯近代历史，民国时期的“人体模特风波”早已埋下思想交锋的伏笔。1914年刘海粟等人在上海美专开设人体写生课，打破封建礼教对身体表达的禁锢，上海女校校长观展后怒斥其为“艺术叛徒”，这一骂名后来被刘海粟主动接纳，成为对抗传统的精神旗帜。历经十年非议后，他更遭军阀孙传芳密令通缉，最终被迫暂停教学。这场风波尽显传统道德对艺术自由的压制，也见证了早期艺术先驱突破禁区的艰难。改革开放的春风驱散了思想迷瘴，1979年首都机场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成为思想解放的里程碑。袁运生以泼水节传说为灵感，大胆绘制两位裸体傣家女子，这是新中国公共建筑首次出现人体形象，引发了激烈争议，作品一度被三合板封存。直至邓小平同志一句“艺术表现很正常”的表态，才为作品正名，1990年这堵“遮羞墙”被拆除，作品得以重见天日。海外媒体评价其为“真正意义上改革开放的象征”，港商霍英东更将其视为政策稳定的“晴雨表”。这场风波的平息，为艺术创作松绑，十余年后潘鹤的《贵妃出浴》雕塑得以公开落成，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思想开放进程的自然延续。

　　人体艺术的复苏本就是开放的产物，是社会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尺。从民国初年的艰难破冰，到70年代末的高层定调，再到90年代室外裸体雕塑的流行，中国社会用一百年力图走出狭隘的道德评判和审美禁锢。如今的存废之争，更反衬出思想开放成果的珍贵。我们为这尊雕塑辩护，并非将其奉为艺术经典，而是珍视40多年来之不易的正常局面——社会能够包容多元的艺术趣味和表达，各种民意和思想也能在理性原则下自由交流，这种包容与开放，是我们不愿失去的一大笔财富。

 

理性看待公共艺术的双重属性

　　作者：章 南

　　近日，从瓜州戈壁上的《汉武雄风》到西安华清池的《杨贵妃》，一系列公共艺术作品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绝非孤立的审美事件，而是中国当代艺术从学术理念走向大众视野的过程中，遭遇的一场结构性审美错位。当前，社会心理的投射正在干预着艺术解读的脚本，如《大地之子》本意在歌颂生命与自然的连接，但在网络语境中，被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巨婴”的负面社会隐喻中，甚至被解读为“弃婴”的悲情叙事。更值得警惕的是审美伦理的保守回潮，潘鹤的经典雕塑作品《杨贵妃》在伫立三十年后被举报为“不雅”，这种将艺术人体美泛道德化、色情化的倾向，暴露了我们在视觉文化和艺术史教育上的某种缺失。

　　我们首先应对公共艺术的基本属性有所理解和辨析，它具有两重性，既要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其作为公共场所审美传播载体的社会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既应该尊重艺术创作的自由“合规律性”，也要理解社会大众的基本审美经验和普遍认知。公共艺术的本质不仅在于落成，更在于对话。面对争议，傲慢或妥协都无济于事，艺术不应是艺术家的独语，也不应是网络情绪的附庸。艺术家在介入公共空间时，需要预判公众的“期待视野”，在保持学术性、先锋性的同时需要兼顾可读性。争议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喧嚣中失去了对话的耐心，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回避身体的真实，而是敢于直面历史的丰盈。只有当公共艺术不再是一个沉默的物体，而成为一个流动的文化场域时，大众解读才能真正走出“一裸就闹”的怪圈。把握每一次舆论的热点，在理性和冷静的同时，可将其作为提升公众艺术理解力和审美力的重要契机，普及艺术史基本常识，真正有效推进社会美育，并逐步构建权威机构与专家引导、学术定性、大众参与的对公共艺术的良性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