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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丹
多年来,我把主要发表在《语文学习》杂志《重读》栏目的文本解读文章结集为《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和《统编语文教材与文本解读》(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后,有朋友劝我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文本解读进行一点总结,但我一直犹豫着。

我清楚的是,自己能力有限、理论素养欠缺,真要写什么理论性、方法论的专著,恐难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讥。这不是我谦虚。环顾四周,尽管有人很大胆地写出了“文学文本解读学”之类的专著,但是其内容本身还是有太多漏洞、太多难以说服人的结论。而且这类“解读学”的专著,跟一般意义的文章学,学科意义的文学研究、文学文本研究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其边界如何厘定,还是令人深感困惑。而我的困惑,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文本解读学”(如果真有这样的一种“学”的话)貌似的理论色彩跟文学文本解读实践的不可分割,说得绝对一点,即便真有这种“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主要也是为了过渡性地导向实践,是为了让我们在追求理论的冲动中,尽量避免教条主义的痼疾。
抽象概括出的理论,特别是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对许多人来说都有相当的诱惑力。事实上,不仅对文本解读而言如此,而且在开展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习惯于迷恋那种适用一切的普遍方法,从而达成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中国古代有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说法,而西方也有类似给人真理不如给人获取真理的方法之一说。凡此,都被一些教育家奉为金科玉律,成为教学实践中用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或者为迁移而学习的重要原则,这本不该成为问题,但从教学实践看,又恰恰出了不少问题。问题也许不在方法论本身,而是我们对方法论使用持有一种不恰当观念,常常未顾及方法论与教学具体对象的有效结合。当初,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想通过个人的心理实验,发现一些纯粹的记忆规律,尽管总结出的有些规律影响至今,比如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等。但这些规律究竟有怎样的适用范围,或者说强调记忆规律“不纯粹”的社会因素是否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也是心理学家争议的一个话题。回到文本解读话题,有些教师也希望寻找一种高度概括而又普遍适用的理论方法雪藏在身,一旦在日常教学中接触到各种文本就可随意施展出来,如同庖丁解牛般出神入化地解读所有文本。可惜,这样的一种理论方法未必会有。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提醒过我们,所谓方法,不外乎是对具体内容的特殊处理,离开了教学内容,就无所谓方法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接触到具体文本前,我们似乎并不清楚解读文本的一套适用方法。换言之,我们只有贴着具体文本开展思考,当文本带来的理解问题在我们思考的过程中充分暴露时,相关的解读方法才逐渐清晰起来。
不过,真正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样一本讲义,有两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是有老师约请我为他主编的一本教材写“文本解读”一章。当我利用暑假集中精力思考后,发现教材所给予的一章篇幅和框定字数并不能容纳我哪怕是比较简单粗疏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与扩充,并结合已有的相关案例分析,完成了这样一本讲义。还有一个原因,是有部分老师坚决反对文本解读的工作,他们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古话来作为其反对文本解读的理由。这种反对,恰恰给了我进一步思考的动力。因为在我看来,引入观点的对立面,才会把观点展开的各种可能性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文本解读的反对者认为通过“读书”--一种单纯意义的感性的熟读(包括了默读和诵读),所谓“读书百遍”,就能获得知识的增长、情感的熏陶和意义的感悟等,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思考,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语境中,相对于怎样的阅读主体,面对了怎样特定的书本,又是为怎样的目的,才能成立。同样,如果这种观点是有局限的,那么,理性的解读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弥补了单纯的熟读所无法达成的读书境界。
当然,把单纯的熟读与解读置于对立的两方面来思考,互相间也有许多重合。尽管熟读特别是诵读更偏于动口,而解读更偏于动脑。但不能说,熟读都如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我们日常的许多熟读,在动口的过程中,也有积淀的知识和经验凭借与口合作的大脑,对文本的理解起作用。反过来说,熟读文本,对于解读文本需要的基本语感,也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但梳理复杂文本的意思,揭示文本的潜在意蕴,分析与鉴赏文本的艺术技巧,评价文本的特殊价值,诸如此类的工作,建立在熟读基础上的解读,也许会完成得更好。我所谓的更好,与其说会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还不如说确立了一种姿态,让我们面对文本(特别是相对经典而又晦涩的文本),保持一种开放,以未完成的或者难以穷尽的意义探寻,来获得追寻本身的乐趣,来经历一种思维品质的训练。这样的实践体会,应该是许多参与到文本解读活动中的人所能体会的。
需要注意的是,文本解读的反对者引用古人的话来一概排斥解读,也许他们反对的不是解读本身,而是反对那些机械、教条、穿凿附会的解读,或者他们不自觉地把文本解读出现的各种失误当作了解读本身,这是需要我们审慎地加以区分的。
(本文系根据作者的《文本解读讲义》自序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