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咏戈

　　在观众已厌倦了某些以宫斗、权谋为叙事主体，以及全靠流量撑场的“伪历史剧”时，《太平年》的出现称得上是当下历史剧创作领域的一股清流，在题材、主题、人物以及制作上都实现了一定的创新表达。

　　《太平年》题材的创新表达，在于将镜头对准了影视作品鲜少呈现的五代十国。唐末至宋初的70多年，中国历史进入一个被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中国历史的基本盘，经汉唐发展成大中国，到这里似乎拐了一个弯，割据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百姓饱受战乱流离似飘萍。

　　这部历史剧以宏大叙事串联起后晋、后周、吴越等多方势力的纷争与离合，在刀光剑影中展现出一幅乱世求存、向暖而生的画卷，发掘出“纳土归宋”的史实加以艺术再现。在《太平年》的恢弘画面中，中原大地板荡，所见之处多是兵戎相见。从契丹南下大军压境，到郭威黄袍加身亲征，再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每一次动荡都牵动着天下格局。“战”与“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题词。汴梁城的屠城惨剧、青州城外的累累白骨，南唐百姓在战火中的流离失所——这些场景展现的是乱世对生命的漠视、对文明的摧残。但吴越国却是个例外：虽然钱王家族内部也有权力博弈，也有内库绢帛被盗卖的贪腐等，但在钱镠“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下，吴越国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兴海贸、整贪腐，使国家虽偏安一隅，却始终在中原乱局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一块“地上天国”。但吴越的存续始终受中原局势的牵制，中原的统一也离不开吴越国的最终抉择，剧集在两条线索交织中，让钱弘俶立下“苟不能悬解，当去国存民”的誓言，预示了“分久必合”的历史必然。在其后故事的发展中，吴越国最终选择将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人家及十一万士兵的军队“纳土归宋”，以一国之君的抉择换得东南百姓免受战火。

　　《太平年》主题开掘的创新表达，在于以大历史观观照题材。剧集所有矛盾都指向“靠战乱上位”还是“以民生为本”，其蕴含的“和则兴、战则乱”的主题对于当下世界具有“殷鉴兴废”的警示作用。主创深知，观众在看历史剧的时候究竟在看什么，看权谋斗争的诡异，看战场厮杀的激烈，还是看才子佳人的爱情？也许这些都需要。但更需要的是在历史中寻找与当下的契合点，希望历史的光线能够照进现实。当前，你我身处太平年间，但世界并不太平，反思权力的边界与人性的温度，将“以民为本”作为治理世界的核心与《太平年》时代并无二致。在《太平年》提供的历史经验里，无论经历多少战火与动荡，对和平的追求、对文明的坚守才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韧性与力量。

　　《太平年》人物塑造的创新表达，源自主创深谙艺术作品假定性的最高形式，那便是人物刻画这一铁律。而把握这一规律、探索人物形象的超越性体现，既是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创作方向的认同和追求，也能使作品表现出多方面的审美适应能力，实现历史理性下的人性关照。剧集中主要人物在乱世的漩涡中挣扎、抉择，其命运轨迹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文明的坚守。钱弘俶的成长弧光贯穿全剧，是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他从擅做鱼脍、任性闯祸，对权力斗争毫无概念的吴越九郎到在汴梁城目睹沟渠中人骨堆积、流民啃食生肉的惨状，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开始明白“王子”身份背后的责任；台州理政，他以雷霆手段严惩贪腐，又以“利益转换”的智慧化解豪强危机，让百姓重获田契，此时的他已褪去稚气，成为兼具仁爱与果决的君主；最终，他选择“纳土归宋”，让东南百姓免遭战火涂炭。赵匡胤的形象也体现出权力与人性的博弈。他从侍卫亲军成长为开国皇帝，既有战场杀伐的果决，也有“杯酒释兵权”的智慧，更怀揣着“复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的愿望。他曾立下“不滥杀、不劫掠”的规矩，这让他区别于乱世中其他逐权者，也为宋朝的“文治”奠定基础。此外，郭荣的雄心壮志、孙太真的率真果敢、胡进思的功过参半，以及冯道作为历经多朝的权臣，剧中也以客观冷静的视角作了呈现：他不忠于某一君主，却忠于黎民苍生……这些刻画都让人物群像更丰满，也让剧集的价值探讨更多元。当历史剧找到历史与当代对话的表达张力，更能使观众获得对史实的认知、史鉴的启迪、史诗的审美三重记忆，以较高的品质水准契合、提升观众的审美需求。

　　（作者系《文艺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