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世佳

　　2009年，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以革命性的3D技术为全球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由此，开启了3D电影的“黄金时代”。然而时过境迁，当续作《阿凡达：火与烬》上映时，3D技术已不再是影院观影的标配。从当年的技术狂热到今日的理性回归，3D电影的热潮为何冷却？究其根源，这场“退烧”不仅是市场的选择，更是一场关于电影艺术本质的深刻回归。

《阿凡达：火与烬》剧照

　　电影《阿凡达》上映之后的数年间，影院掀起一股3D电影热潮，甚至衍生出4D电影。然而，这场技术狂欢并没有持续太久，观众逐渐发现，许多所谓的“3D大片”不过是后期转制的伪3D，其立体效果远未达到预期。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便是制作精良的真3D电影，也再难复现《阿凡达》初现时的震撼效果。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从市场角度看，3D电影票价的溢价空间逐渐缩小，影院为了吸引更多观众，不得不提供更多2D场次。从观众体验来说，长时间佩戴3D眼镜带来的不适感，以及相对昏暗的银幕亮度，都削弱了观影的愉悦感。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3D技术本身存在的双重矛盾，这些矛盾使得它难以成为电影艺术的终极形态。

　　早在电影诞生后不久，心理学家明斯特伯格就从感知的角度指出，电影影像的本质是模仿人的种种心理活动。比如“特写”是人的注意力的直观化，“闪回”对应着记忆的心理活动，未来叙事则呼应着人的想象力。从这个角度看，3D技术似乎是朝着完美模拟迈出的重要一步，它可以极大地增强影像的深度感和真实感。然而，正是这种“过于真实”的特性，暴露了电影作为心理模拟体的根本缺陷。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注意力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对象之间切换，视觉焦点完全由主观意识控制。而3D电影虽然创造了逼真的立体空间，却无法实现对焦点的自由控制。当观众试图将注意力转向背景中的虚化对象时，眼球的调节功能会与大脑的预期产生冲突，这种生理与心理的不协调感，反而强化了观众“被操控”的意识。

　　更深入地说，3D技术暴露了观众对心理控制权的潜在需求。人们不仅希望看到立体的世界，更渴望能够像现实中一样自由地选择观看的角度、控制叙事的节奏。这种“求而不得”的矛盾，将3D电影置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在真实性上迈出了一大步，却又在自主选择权上后退了一步，未能真正让观众走进影像的世界。

　　电影艺术独特的表达语言，正是建立在与现实的差异之上。如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所言，电影之所以成为艺术，正是因为它不能完美地重现现实。他认为，正是因为电影影像具有平面性，影像的透视效果才会真正表现出来。3D技术在消除这种差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

　　以电影《公民凯恩》为例，奥逊·威尔斯通过巧妙的透视构图创造出极具张力的画面，这种艺术效果正是建立在银幕的平面性基础上。而在3D影像中，透视关系直接被解读为空间距离，失去了平面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同样，特写镜头的冲击力、蒙太奇的隐喻功能，这些电影艺术的瑰宝，都在3D技术的“真实化”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更重要的是，3D电影对“沉浸感”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叙事深度的牺牲。许多3D大片更注重视觉奇观的展示，而非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塑造。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3D技术反而成为艺术表达的桎梏。

　　然而，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将3D电影的式微视为技术的失败，而应理解为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理性回归。正如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演进，每次技术革新都会经历从狂热、反思再到平衡的过程。电影艺术的未来或许不在于单纯追求技术上的“更真实”，而在于找到技术与艺术的最佳结合点。VR、AR等更多新技术的出现，正在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些技术或许能更好地解决3D电影面临的心理控制权问题。

　　3D电影从热潮到理性的回归，是电影艺术自我调适的必然过程。它提醒我们，技术永远应该是服务艺术的工具，而非追求的目的。当电影人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3D技术，当观众能够更加清醒地选择观影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迎来一个更加多元、丰富的电影时代。在这个时代里，2D与3D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而是根据作品需求做出的艺术判断。这种回归，恰恰是电影艺术成熟的标志。

　　（作者系衡水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