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超南

　　一只因缝制失误而嘴角下垂的毛绒玩偶“哭哭马”，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网追捧的爆款。这本是流水线生产中发生的一个小事故，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令全网狂欢的故事。它没有精致的工艺加持，没有处心积虑的营销策划，仅凭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就击中了无数人的内心。这一看似偶然的现象，至少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三重启示，指向了文艺作品打动人心的永恒规律。

　　其一，相比于“完美”，“真”才是基础。“哭哭马”的走红，首先颠覆了“完美叙事”的创作惯性。长久以来，不少文艺创作陷入了“精致化”“理想化”的窠臼，尤其是影视作品总爱塑造毫无瑕疵的角色，其中玄幻、修仙题材更是重灾区，主角必定是男帅女美，这还只是表面的，而且必定道德“双洁”。甚至连一些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剧，也未能免俗。比如，笔者近期观看的一部电视剧，男主家风家训优良，是一个智慧过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商业奇才，而且，这样一位身处风云变幻年代的澳门银行家，不仅可以协调各方势力，每每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竟然还是一位感情始终如一的好丈夫。又如，在众多以农村为素材的短视频中，中国的农村要么是诗情画意、风花雪月，要么就是田园牧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般的岁月静好……得益于祖国的强大和国家的好政策，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境况确实今非昔比，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真正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知道，短视频里的农村还是太片面了。这些作品固然符合大众对“美”的期待，却也因过于趋同而失去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而“哭哭马”的特别之处，正在于它的“不完美”。下垂的嘴角、略显丧气的神态，恰恰对应了当代人尤其是中青年群体在高压力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职场的疲惫、生活的焦虑、无人诉说的委屈等等。“哭哭马”看起来并不那么“正能量”，但它却像一个容器，接纳了人们的负面情绪，让大家在看到它的瞬间产生了“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的共鸣。

　　这印证了文艺创作的一条核心规律：引发真实的情感共鸣，远胜于刻意的完美雕琢。古今中外，那些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断流传的文艺作品，从来都不是因为塑造了毫无瑕疵的主人公或打造美轮美奂的“子虚乌有国”，而是因为描摹了真实的人性与生活。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誉为“诗史”，是因为他写透了战乱中的民生之多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道尽了人间的真实冷暖。鲁迅的小说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撕开了封建社会的虚伪面具，刻画了阿Q、祥林嫂等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奈。这些作品没有粉饰太平，而是直面人生的缺憾与痛苦，却因此拥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对当下的创作者而言，如果一天到晚只是坐在电脑前用鼠标和键盘体验生活，并以此来打造想象中的“完美人设”和“完美故事”，那么，即便拥有再庞大的明星阵容也挽救不了一个由朽木雕刻的花架子。愚弄读者和观众者，最终愚弄的是自己。多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真实情绪，多去倾听普通人的心声，让作品扎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才是创作的不二法门。

　　其二，打破思维定势，从“意外”或“偏离”中挖掘新的创作可能。“哭哭马”的诞生是一场意外，它本是工人缝制时的失误，是对流水线生产标准的“偏离”，却被商家敏锐捕捉，将其打造为产品的核心亮点。对文艺创作而言，这种“意外”和“偏离”，恰恰是珍贵的灵感源泉。在标准化的创作流程中，很多人习惯了按部就班，一个类型火了，便会立刻出现一群跟风者，不停地用同质化的内容轰炸消费者。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吐，这么朴素的常识用到文艺创作上为什么就不懂了呢？这类安全“正确”的操作只会让文艺创作的路越走越窄，反而是一些看似“失误”的操作，却催生了全新的表达。比如，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没有遵循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而是以散文化的笔法描摹湘西的风土人情，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写法，反而让《边城》如一首清新的田园诗，打动了无数读者。文学创作中的每一次重大突围，几乎都始于对当时“规范写法”的某种“偏离”。那些敢为人先的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当既有的语言和叙事规则已经无法解释新的经验，再难以表达新的感知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偏离”甚至“故意犯错”。这恰恰是“哭哭马”现象在更高维度的回响：真诚而笨拙的“错误”，有时比虚伪的“正确”和圆滑的“完美”，更接近表达的真相与创新的源头。

　　其三，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和受众的共创共生。“哭哭马”的价值并非仅由创作者单方面赋予，而是在与受众的互动过程中持续丰富。网友们自发为它贴上“打工情绪代言人”“治愈搭子”的标签，分享与它相伴的日常，让这只玩偶从一件商品变成了承载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这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另一条重要规律：作品的生命力，在于与受众的共创共生。传统的创作模式中，创作者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受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但在当下，这种单向的输出早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受众渴望参与作品的建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解读与分享，赋予作品新的意义。一些视频网站上《红楼梦》和《西游记》衍生出了众多的同人作品，还有海量对影视剧角色的二次创作，都印证了共创的力量。因此，创作者可以尝试在作品中更多地“留白”，给予受众解读与想象的空间。比如，一部电视剧不必非得“happpy ending”，人物的命运就交给故事自身决定吧，当前，前提是这故事本身经得起推敲。适当的“留白”不仅不会削弱创作主导权，反而能激发受众的创造力，让作品在不同的解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让作品突破单一的维度，成为连接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情感纽带。

　　“哭哭马”的热潮终会如以往众多互联网爆款的结局一样，很快褪去，但我认为它带给文艺创作的以上三点启示，将历久弥新。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文艺作品想要脱颖而出，靠的不是空洞的华美，而是真实的情感、自由的灵感与开放的姿态。

　　（作者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