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　波

　　在中国电影历史中，家庭叙事有着一条丰饶而复杂的脉络。家庭是个体最紧密的环境，也是社会和时代的缩影，导演们不厌其烦地剖开“家”这个中国社会的核心细胞，展现中国式家庭的欢喜悲歌。不过，对于年轻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来说，相较于类型化叙事或者作者性、探索性很强的艺术电影，家庭题材电影似乎“中庸”了一些，不是一个容易“一鸣惊人”的选择。

　　于此逻辑之下，年轻导演卞灼的《翠湖》就显得尤为可贵，它用十分平实的方式聚焦家庭，娓娓道来之中故事悄然泛起涟漪。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目光——它不再仅仅是平视或俯视家庭内部的关系，而是如此执着、完整地透过一位耄耋老人的眼睛，去凝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缓慢迁徙。这部影片没有一眼望去便清晰可见的“高概念”或者“辨识度”，但它以“老派”的真诚和朴素，提供了一面被岁月打磨过的透镜。透过这面透镜，日常生活的褶皱被放大，情感的暗流变得可见，而那些被现代性叙事所遮蔽的传统伦理之光也得以重新闪现。

　　《翠湖》的叙事巧妙构建了一个微型的“老年宇宙”。主人公在属于自己的老屋与三个女儿各自组建的现代家庭之间辗转，这一空间流动本身便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地形图。家庭题材电影这一滴水里的波澜，首先要依托家庭空间：老屋是记忆的容器，是旧时光的博物馆，墙上的斑驳、家具的气味、光线的角度都浸透着个人与家族的历史；而女儿们的家，整体上站在与老屋的对比参照中，整洁、高效，却也带着某种疏离感。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内部的明显差异，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城市家庭的缩影，不同的经济条件、社会阶层投射在商品房、新公寓、别墅这些不同的家庭物理空间之中。导演卞灼是摄影师出身，生于昆明，又有海外学习电影的经历，这样的“归去来”，让他对昆明的空间感受和时代变迁较为敏感，又能够极富耐心地用镜头呈现这两类空间的质感差异：老人沉默地坐在女儿家明亮的客厅，像一个突然闯入的旧物，那种无言的空间冲突，有时比激烈的戏剧台词都更具穿透力。

　　在不同家庭空间的辗转，隐含着一种“李尔王式”的原型结构，但这并非借着家庭和父女关系来展现权力的剥夺与悲剧，而是转向了一个更温和也更有东方内核的命题：在不可避免的衰老与离散中，亲情如何通过误解、尴尬与小心翼翼地试探，最终走向一种释然的理解与融合。影片用老年视角替代杨德昌《一一》式的儿童视角，但以相似的多线索群像组合手法，平稳扎实地处理了丰富而复杂的叙事内容。这是对生活本身复杂肌理的高度忠实，也是对创作者影像叙事能力的检验。《翠湖》放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让观众同那位老人一样，通过片段的话语、偶然的观察、沉默的相处，去拼凑每个女儿生活中那些未曾言明的压力、遗憾与渴望。大女儿事业有成却婚姻暗礁潜藏，二女儿生活平实却心怀不甘，小女儿自由叛逆却漂泊无根，不仅三个女儿，三个家庭的第三代也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有着自己的人生烦恼……这些家庭成员的悲喜并不总是向老人敞开，却在与老人相处时不经意地流露。这种叙事上的克制与留白，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它迫使观众与主角一同成为生活的“侦探”，在一场琐碎的对话、一个眼神的躲闪、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中，捕捉情感的真实形状。这些都是水滴的局部，但有时细节与局限反而能催生更深刻的观察思考、窥见更丰富的世界。

　　《翠湖》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其将剧烈的戏剧冲突溶解于平凡生活的日常性之中。没有惊天动地的疾病与死亡，没有极端的社会事件冲击，它的冲突是温水煮蛙式的：是一道重复热了三次的菜所暗示的疏忽，是父亲想修一把旧椅子而孩子觉得不如买新的那种价值观摩擦，是全家福照片里永远难以协调的表情。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敏锐地捕捉并发酵了这些日常矛盾中天然蕴含的幽默感。代际反差与方言的运用，在此成为绝佳的缓冲垫与显影剂。当老人用浓重的方言念叨着老理儿，而孙辈用普通话和网络用语回应时，那种错位产生的不是尖锐的对立，而是令人会心一笑的温情尴尬。这种幽默并非讽刺，而是一种深谙生活无奈后的包容与慈悲，它让影片的基调在苍凉与温暖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烟火气、温情、地域化与代沟、反差、方言等元素促进了生活矛盾和尴尬中幽默感的发酵。幽默固然是拉近银幕内外距离的很好手段，但《翠湖》的幽默一点都不刻意，它就像来源于食物、已溶于水中的“酸汤火锅”的滋味，不需要额外加工业调味剂。

　　地域性在《翠湖》中不是风情化的背景板，而是渗入骨髓的叙事本体。“翠湖”这个意象，以及它所连带的昆明和云南地域风貌与生活节奏，构成了影片呼吸的节律。它不是“风景”，而是“环境”，是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部分。温润的气候、缓慢的时光、市井的烟火气，这一切共同塑造了影片独特的生活质感。这种质感，与其他一些地域或方言电影有所区别的是，它更湿润、更朦胧，也更具一种诗意的笼罩感。影片的叙事拒绝任何形式的炫技，摄像机常常只是安静地注视，如同水滴反射阳光、湖面映照天空。一群来自云南的职业演员，很好地把握了生活质感与戏剧性表达之间的度，成功地为《翠湖》的人物群像塑造打下了基础。

　　毋庸讳言，与当年颇具实验先锋性的《云的南方》之类的作品相比，《翠湖》确实显得“传统”许多。但它恰恰用这种传统的、返璞归真的姿态，触及了前者或许未能充分抵达的生活“体温”与“毛边”。它的意蕴不在于形式的探索，而在于对内容深海般的沉浸。然而，正是在这种克制中，那些首尾出现的、超现实的幻想段落才显得如此震撼且必要。它们不是叙事的逃逸，而是情感的溢出，是记忆与期盼在意识深处的显形，为这部扎根于泥土的影片插上了精神性的翅膀。

　　地域性中包含着“个体性”和“泛自传性”，导演卞灼献给外公的这部作品，恰恰因其私密的情感起源而获得了普遍性。他从外公日记中发现“未被普遍认可的记忆”，这一行为本身就成了电影的元叙事：我们如何面对并安放家族记忆中那些晦暗的、私人的、与“官方版本”不一致的部分？电影给出的答案，是尊重，是凝视，是用创造性的想象去完成情感的补全。没有奇观性的故事似乎不吸引人，没有共鸣感的隐秘性又往往会成为“自恋”，来源于年轻导演并有私人情感基础的《翠湖》，能完成这样“由己及人”的升华，很值得赞赏。

　　可以说，《翠湖》是一部以退为进的佳作。它通过缩小视野、放慢节奏、回归朴实，获得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与更强劲的情感冲击力。它是一面翠色的湖、一滴耀眼的水，于平静中涌动着中国家庭伦理千年来的欢喜悲歌。这就好像，在疾驰的时代列车上，《翠湖》邀请我们下车，陪一位老人和他的家庭慢慢走一段路，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方向，并在那泛着微光的湖面倒影中，辨认出我们自己即将老去的模样。它告诉我们：停下来凝视老去与离别，有时和赞美青春与新生一样重要；怀念自家老屋的破旧坍塌，有时比欢呼一座大厦的耸立更为动人。这或许就是《翠湖》这部充满潜力的年轻导演作品呈现在一滴湖水里的波澜，也是留给中国电影“因耐看而惊艳”的一笔。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