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胜楠

　　“票房竞速”逐渐转向“价值深耕”，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鲜明特征。这在2026年春节档表现得尤为突出：档期内容生产的主基调从过去的“合家共赏”，逐渐转型为极致细分、多元供给。此次主力上映的六部佳作汇集了武侠、赛车、科幻、谍战和动画片等多类别题材，不仅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的体系化进步，更顺应了现代观众精神消费结构的升级。春节观影不再只是一种传统的团圆仪式，观众对优秀内容的渴望上升到新的维度。档期内的影片无疑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升级，但市场依旧有强烈的“未满足感”。而正是这种“未满足感”，未来或将成为中国电影在深水区持续突破的最强动力。

　　从团圆仪式到价值沉淀：春节档功能的变迁

　　以“旅行过年”“反向返乡”为代表的现代过节方式日益增多，人们在春节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阖家团圆是春节期间人们的朴素愿望，在过去，春节期间看电影更像是一种满足“团聚”愿望的“过年仪式”，如今则成为满足假期人们多元心理需求的“泛文化消费”。无论是热衷于沉浸复杂谜局以享受思辨之趣，还是想在竞技电影里释放压力，抑或是期待在硬核的武侠打斗中获得强烈感官新体验，如今的观众已产生了日益分众化的观影期许。春节档期作为一个核心文化场域，已成为安放个体情感，实现多元体验的大众文化空间。电影创作者们需要在相关垂直赛道实现极致创新和更高品质的供给，以适配“泛文化消费”结构的新形势。

　　如果说“泛文化消费”是观众发出的需求信号，那么银幕上日益清晰的“价值共识”，则是中国电影人给出的坚定回应。从《哪吒》系列影片发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开始，春节档逐渐有了自己的精神底色：中国人在团聚背后，更渴望得到一种精神鼓励，获得坚毅不屈、不断抗争的强大精神能量。这类接力般的精神延续，近年来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本年度春节档实现了多维度的传承与升华。

　　电影《飞驰人生3》中，张弛带领他的团队试图用人的“经验与直觉”，挑战冷冰冰的算法与数据霸权，本质上他们抗衡的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或事件，而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必须直面的“数据焦虑”，这种抗衡是对“个体主体性”的捍卫。《镖人：风起大漠》中，刀马在乱世中举起利剑，守护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老信条。两部电影风格对比显著，一古一今，一热血一冷峻，但都精准指向共通的价值内核——在充满变动的外部世界中，依旧满怀热忱地坚守个体的本真与“手搓精神”。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已具备塑造融感官冲击和内心慰藉于一体的“中国式大片”的创作能力。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持续输出与凝聚积极价值观的能力不仅凸显了电影产业的强劲文化定力，更从侧面展现出中国电影人敏锐贴近时代心理、持续创造价值共识的自觉。

　　春节档的“求稳”挑战：叙事效率与创作野心的再平衡

　　春节档影视作品普遍呈现出“求稳”的趋势，这使得电影走向“高分却平庸”的境地。在一年中最火爆的春节档，为了争分夺秒地拼抢观众的注意力，创作者倾向通过知名系列IP续作、层出不穷的剧情反转等形式，集争夺“赢面”的安全砝码于一身。然而，这种以最大限度“守住”观影预期的创作理念也加深了叙事上的同质感。

　　究其原因，是对叙事流畅性的极端渴望压缩了角色成长与情感建构的篇幅。例如，《镖人：风起大漠》一股脑讲完了原作中十几集的内容，庞大的原作故事在短短两小时中被极力简化与重组；《惊蛰无声》的结尾亦因情节跳转突兀，让观者始终处于快速推进事件的漩涡之中，削弱了影片的主题表达。宏大的打斗场面、密集的剧情转折等本应服务于人物刻画的元素，却沦为了操纵叙事流程的工具，令角色逐渐走向符号化和平面化。

　　在这种深层次的叙事焦虑里，创作者已经很难孕育出人物自然成长的土壤。过度适应档期排布和市场压力势必会牺牲掉对人性的细腻刻画，各路“英雄豪杰”成为模糊的标签，如游戏NPC般从银幕路过。情节加速换来的感官刺激，掩盖了叙事张力的弱化，精致的画面无法回答“情感是如何产生的”“人物的动机是什么”等文本层面的深层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产电影虽然制作质量普遍达到了及格线以上，但观众在银幕前所感受到的不再是对于主流审美定势的果敢挑战，取而代之的是不停翻新的既定套路，和对明星产品的系统性更新。当工业化标准和票房反馈成为核心追求时，创作的锐气便不可避免地萎缩了。今年一路领跑春节档的《飞驰人生3》故事结构几乎照搬前作，又是一次对“东山再起——面临逆境——激昂突破”模式的流水线复刻；《熊出没·年年有熊》作为系列第12部作品，其核心人设与故事模式缺乏本质创新。这种“高分平庸”的困局，本质上是“档期挤压”与“工业避险”引发的结构性失衡。极度依赖短期爆发力的“脉冲式”创作思路，迫使电影在“鞭炮声中”匆匆讲完故事，牺牲了人物弧光；而高度工业化的“安全牌”逻辑，则导致技术理性压倒了人文探索，将“作者性”消解于数据精算之中。

　　赛车驰骋于大银幕，英勇侠士于大漠中拔刀相向，这些银幕画面促成了档期所需的仪式感与视觉盛筵，更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流入观众心底的文化暖意。然而，观众需要的不仅仅是共鸣时刻的满足，还有对“长尾效应”的期待。走出电影院，除了留下满脑子的“轰鸣声”，还能和身边的亲人接着讨论剧情、讨论人物，继而引发基于情感和价值观的有效沟通，亦是另一种过年的趣味。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电影行业需要的不仅是批评的锐度，更需制度建设的温度，亟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与长线开发机制，为创作者提供创新的试错空间，让其在市场压力之外找回从容叙事的尊严，观众也能在热闹之外，看到更多元、更具深度的中国故事。

　　变化的时代，终究需要不变的坚守，唯有创作从容超越冰冷的算法，回归对人性温暖的凝视，中国电影方能完成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共建的历史性跨越。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