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可佳 侯熙慕

　　多年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囿于权谋博弈、宫闱秘辛，或是对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单向歌颂。《太平年》的出现，带来了一股迥异的气息。该剧选取五代十国这段常以“乱”字概括的历史黑暗夹缝作为叙事背景，罕见地将目光投向唐宋之交那段动荡年代。与《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等经典之作相比，该剧叙事视角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分野，主动偏离了传统权谋叙事的创作范式，尝试在纲常沦丧、饿殍遍野的历史烟尘中，探寻出另一种可能——一种关于千年“王道”的叙事。这不仅是对中华思想史上“王霸之辨”这一命题的戏剧性召回，更是对中华文明在极端压力下其内在韧性的一次深刻勘探。

《太平年》剧照

　　霸术机巧之外的文明刻度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素有“王霸之辨”的说法，“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构成了衡量政治品质的两极标尺，是贯穿古今的价值抉择。

　　《太平年》所探寻的，并非对权力逻辑的直接回避，而是一种基于信义、德行与人文温度的秩序追求。

　　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礼义与制度皆被践踏殆尽的极端乱世，皇权正统性荡然无存，“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宣言，道尽了权力来源的赤裸本质。从文明尺度看，这无疑是一次触目惊心的溃败。然而，《太平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未止步于展示野蛮，而是敏锐地揭示了：在此价值共识几乎被当作粪土踩在脚下的时代，人们对“王道”与正义的渴求依然深植于心，并以此作为评判人物与事件的隐秘尺度。

　　剧中人物的命运浮沉，正是“王道”与“霸道”两种势力在历史维度上博弈的生动缩影。凶残暴虐如张彦泽，视军队为私产，纵兵掳掠，最终激起民变，暴尸街头。强势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铁骑横扫中原，亦难逃狼狈北返、客死他乡的结局。相比之下，奉行保境安民、事大守礼的吴越钱氏，在统一大势下做出“纳土归宋”的理性抉择，不仅使东南百姓免遭涂炭，其家族也以“心存忠孝，爱兵恤民”的美名载入史册。这种叙事安排，超越了简单的成败论，彰显了一种长时段的历史伦理：暴力可以暂时征服土地，但唯有承载着公道与民心的秩序，才能获得历史的最终认可，维系文明的绵延。

　　在价值崩坏的深渊，重识文明的韧性

　　《太平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并未将“王道”描绘成悬浮于乱世之上的道德口号，而是将其呈现为一种在崩坏中顽强存续、于个体内心挣扎搏动的文明本能。

　　水丘昭券指斥乘舆的谏言片段何以震撼人心？正因为这是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语境下，一次近乎悲壮的价值叩问。“大王行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王道何在？国家有难，大王不信宗亲，不信勋贵，不信宰执。吴越国之内，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这番谏言如利刃般剖开了纯粹权谋统治的脆弱根基。当权力完全建立在猜忌与机巧之上，信任资源必将枯竭，最终导向孤家寡人的绝境。这一情节何以具有穿越时代的感染力？其深层原因在于，剧中的直谏者与千年后的观众，依然共享着同一套关于何为良好秩序的文化密码。我们本能地可以理解，“王道”所象征的信义、坦诚与公心，是一种更具正当性、也更富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原则，即便它在历史和现实中屡遭挑战，却从未在共同的文化记忆中消散。

　　这正是中华文明面对巨大危机时展现出的独特韧性。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古文明在遭受征服后，被全新的宗教体系或社会结构彻底取代不同，五代十国之乱仅是表层制度遭到破坏，而深层文化基因已然存续。于是，武力集团在夺取权力后，通常急不可待地追认前朝法统、模仿礼乐仪式、修撰本朝国史。即便是破坏者，其内心深处仍将所处的现实视为一种偏离正轨的失序状态，他们依然渴望将自己嵌入源远流长的正统价值框架之中。因为暴力始终是工具，是人人畏惧、被人利用却又心知肚明的“恶”，而非可被正当化的文明本身。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以春秋笔法进行严厉的道德审判，正是因为评判是非的价值体系不仅存在，而且始终深入人心。

　　修复重生：文明创伤后的转向

　　《太平年》所描绘的，不仅是一段黑暗的历史，更是文明陷入深渊后实现自我修复的样本。剧中，老一辈如冯道、刘知远，是在旧秩序的残骸中挣扎求存的见证者与修补者；而新一代以柴荣、钱弘俶为代表，更清晰地展现了在废墟上重建的意志。他们的选择与成长弧光，构成了一场文明的宣示：即便在历史最脆弱的裂缝处，依然有人试图站稳脚跟，将“王道”的理想从儒家的义理，淬炼为照亮乱世的人格之光。

　　这种在旧秩序废墟上重建价值共识的集体努力，并非虚构的浪漫，它直接指向接续而来的宋朝所进行的深刻历史性转向。如钱穆先生所言，“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代社会呈现出显著的平民化、理性化倾向，其背后正是对五代十国价值真空与暴力噩梦的集体性恐惧与深刻反思。整个宋代文化中对气节、忠义、文治的空前推崇，可以看作是对五代乱象的一种系统性文化补偿。尽管这种修复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其核心驱动力，正是为了捍卫那个曾在乱世中濒临熄灭的、关于人之为人与社会应有秩序的底线共识。

　　《太平年》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突破了简单的以古喻今的影射框架，也超越了单纯歌颂王朝的浅层叙事，借助呈现五代十国这一价值崩坏的极限实验场，让我们得以窥见和洞察中华文明能够穿越周期震荡而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并非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始终拥有“知错”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能力。剧中，无论是冯道在复杂境遇中的无奈周旋，还是钱弘俶最终“纳土归宋”的抉择，其背后都或明或暗地闪烁着对那个更好秩序的向往与持守。

　　在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已非赤裸的暴力失控，但另一种“价值稀释”的危机或许同样值得警惕：当功利计算全面凌驾于价值判断之上，当成功学逻辑悄然侵蚀是非底线，当以工具化视角看待他人变得司空见惯，我们是否也正经历某种渐进式的“礼崩乐坏”？《太平年》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在照见历史的同时更提醒着我们：守护那份关于善恶、关于信义、关于人类文明的朴素共识，是任何时代维系社会健康、避免文明滑向深渊的最终屏障。这阵从历史夹缝中吹拂而来的“王道之风”，其真正力量不在于它曾缔造太平，而在于它总是在最晦暗的时刻，为文明的存续保存着不灭的火种与方向。

　　（作者孙可佳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侯熙慕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