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光 孙艺晗

　　近年来，古装历史正剧的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乏力态势，相比之下，各类戏说演绎、架空虚构乃至宫闱权斗等题材的作品却持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年》以严谨的历史叙事和精良的制作品相呈现在观众面前，无疑为这一略显沉寂的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剧中对如赵匡胤、柴荣等重要人物的刻画，超越了以往历史剧中常见的扁平形象，呈现出兼具心理深度与时代局限的立体人格。精良的制作与严谨的历史考据让观众心甘情愿地一脚踏入那段遥远又陌生的历史，还掀起了一场全民自发学习历史的热潮。

　　该剧虽已在春节前收官，但观众的讨论热情尚未结束。历史正剧的生命历程也没有止步于播出完毕的那一刻，它们最终都将无可避免地演变成一种历史文本，如至今仍被反复讨论的经典历史正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若将《太平年》当作一个文本反复品味，深入到历史认知与史观表达的层面加以审视，剧中所蕴含的某些叙事倾向仍值得思考，其史观表达也存在可探讨之处。

　　暴力的历史移植与书写伦理的失范

　　该剧在片头便呈现了极为血腥的画面——节度使张彦泽残忍杀害被俘将士，手段血腥暴力至极。剧集以此吸引观众的目光，迅速将他们带入一个礼崩乐坏、弱肉强食的时代氛围之中。

　　然而，翻阅史料我们发现，张彦泽“活磨人肉”的情节与唐末农民起义的代表——黄巢之乱存在着某种联系。《旧唐书·黄巢传》中称，黄巢军队“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史书把敌人比作同类相食的牲畜，这本身就暗含了某种胜者的口吻。不禁让人怀疑，这是否为正统史书对边缘人群的妖魔化描述？把正统史书对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描写挪用到五代割据的历史叙述中，固然增加了故事的冲突性和可看性，但无形中又重蹈了正史话语模式之覆辙，且存在用暴力表演将乱世氛围奇观化之嫌，并没有真正触及暴力发生背后的政治体制弊端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历史动力阐释的叙事偏差

　　《太平年》对五代十国乱世的整体把握与呈现颇具历史眼光：既展现了政权更迭的频繁以及战争的无序，又在庶民流离、田园荒芜的镜头画面里，在深切表达对底层民众共情的对白和旁白中，在反复出现的“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一民间谣谚里，准确地反映出当时以及所有动乱时期人们对恢复秩序的强烈渴望。

　　但当剧情发展到历史关键阶段，该剧的叙述立场又转向了强调个人作用的传统历史书写模式，比如把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被部下披上黄袍当作一种历史的必然，把实现大一统的主要政治举措和政策设计，抽离简化成为在少数的政治精英之间的智慧博弈。尽管这种方式较为契合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但多少会削弱历史变革的复杂性。

　　在历史记载中，五代至宋的政权转移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后周世宗柴荣的努力为大一统准备了政治条件，南方国家由于分裂已久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准备了经济条件，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也准备了民意条件，甚至包括气候变化、南方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该剧对后周世宗柴荣的历史形象塑造有所弱化。后周世宗柴荣执政时期，改革政治制度，整饬军队，调整经济，为北宋统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旧五代史》称其“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欧阳修写的《新五代史》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电视剧里，柴荣虽是正面形象，却只是作为宋太祖夺权之前的一个铺垫。这其实是沿袭了旧史中针对宋太祖赵匡胤“成王败寇”的书写模式，将前代君主排除在历史话语体系之外。

　　赵匡胤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但他的成功并未如想象中那般顺遂，《宋史》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胜者的书写技巧，然而仍为后人留下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陈桥驿兵变是蓄谋已久的政变；建宋之后他对于后周宗亲以及旧臣的处理也并非如表面所见那般仁慈宽容；这虽然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宋朝后期军队战斗力低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身为五代军人集团出身的一国之主，赵匡胤身上不可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精于算计以及对于军事力量的路径依赖。然而这些历史的复杂性都在剧集中被弱化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接近儒家政治理想的圣王形象。

　　同理，在吴越国钱氏的家国叙事中亦有过度美化的一面，剧作将钱俶的“纳土归宋”浪漫化为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和平之举；而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钱俶的这一政治决断却包含了复杂的历史考量：北宋统一已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吴越国小力微，武装反抗只会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灾难。钱氏一族的行为更多基于现实的政治利益考虑，而并非出于纯粹的道义动机。在此方面，《太平年》的叙事策略折射出当下历史剧创作的一个普遍难题，即如何在历史真实性、戏剧审美性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寻求一种辩证关系。

　　民族融合叙事的表达瓶颈与历史辩证法的缺位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来自北方以及西北地区的沙陀、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族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中原政权的创立者均为沙陀人；辽代燕云地区政局是边疆与内地关系的一个缩影；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迁徙、贸易与交流，则是民族交往与融合的真实写照。

　　在《太平年》对少数民族的形象塑造中，他们更多是以一种外在的敌人的形象呈现，其本民族内部的复杂情况以及与大宋王朝之间复杂的依附关系并没有展现出来。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的认识方面，剧作不仅没有充分地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态，还在很大程度上深陷于传统历史叙事中的“善”与“恶”，即谁在“为民”、谁在“虐民”的二元叙事场；而且却又隐隐透露着将现代民族概念投射到古代历史中的认知错位。

　　从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话语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且辩证的过程。五代十国时期的民族关系是立体的、多面的，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平相处；既有文化差异，也有制度相通。按照这一辩证过程，《太平年》理应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叙述，然而就目前看来，剧集的处理方式似乎过于简单了。要么为追求戏剧效果而将矛盾过度放大，要么为避免复杂的历史关系而弱化融合过程。

　　历史正剧的文化使命与当代困境

　　该剧之所以取名为《太平年》，除了呼应剧中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追求之外，也暗含着历史剧本身对于“太平”的探索与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年来历史剧娱乐性过强的一种突破，无论是在史实考证、环境描写方面，还是人物刻画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也证明了严肃的历史题材仍拥有广阔的商业市场以及持久的艺术魅力。

　　但是，正如本文分析的，该剧还存在一些关于史观表述方面的命题，这些都并非为了否定《太平年》，而是想引起人们对历史剧创作的进一步思考。历史剧不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舞台演绎，更是历史观念与历史评价的宣传方式。在历史越来越普及、历史观点也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历史正剧肩负着更重大的职责，即为观众提供一个审美空间的同时，在不违背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还原式的演绎，并借此帮助人们获得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这些探索的可贵之处及其存在的不足恰恰折射出当下历史正剧所面临的共同困惑：如何处理好市场规律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如何既坚持主流史观又不至于消解历史的复杂性？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创作者、史学家与文化接受者不断进行对话与协商。在这个意义上，《太平年》不仅是一部值得细品之作，也是一个可供深入探究的优秀文化文本。

　　（作者马晓光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讲师，孙艺晗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