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海亮

　　近日，由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根据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创排的商洛花鼓戏《主角》成功首演，并被确定为将于今秋举办的陕西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的开幕大戏。

　　以商洛花鼓的形式来改编《主角》，有着得天独厚的“在地”优势。陈彦作为商洛籍作家，其作品包含着丰富的地域元素，这些元素在家乡戏的舞台上具备天然的亲和性。陈彦长期在院团从事创作和管理工作，丰富的人生体验铸就了其文学创作的深厚积淀，小说中讲述的戏曲事、塑造的戏曲人，与舞台有着与生俱来的契合感。更何况陈彦原本就是在戏剧创作取得卓越成就之后转向小说创作的，其小说中的情节编织、场面铺排、形象塑造、语言风格，乃至蕴含其中的创作思维方式，都是高度戏剧化的。因而，将小说《主角》搬上商洛花鼓的舞台，既是精神还乡，也是文化溯源，几乎不存在任何隔阂，可谓水到渠成的艺术转化。正因如此，尽管《主角》已经有了话剧、京剧、舞剧以及即将播出的电视剧等不同版本，但在商洛花鼓的舞台上，其仍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商洛花鼓戏《主角》的改编，彰显出对原著的尊重和敬意。真正的尊重，并不在于对表面情节的亦步亦趋，而在于对原作精神的深刻把握与准确再现，小说丰富的文学意蕴都在花鼓戏舞台上得以呈现，并做出戏剧式的转化。《主角》并不是单纯地表现忆秦娥从放羊娃到戏曲名角的“励志”故事，也不单单是在透视时代变迁中戏曲艺术的坎坷命运，而是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人学意蕴：叩问人生的价值，揭示人世的沧桑，反思人生的悖论，展现人性的光辉。剧中的“楔子”和“尾声”，尤为耐人寻味，那充满沧桑又饱含激情的伴唱，堪称揭示全剧主旨的“题眼”：“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戏终了，人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闭了。”多少人生况味，尽在其中。

　　这样的人生况味，自然在主人公忆秦娥身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忆秦娥的一生，既有昂扬的奋斗，也有无奈的挣扎；既有光辉的成绩，也有无尽的苍凉。令人深思的是，忆秦娥的艺术、情感、精神乃至生命，总是存在着无休无止的撕扯和纠结，她的艺术有多少辉煌，情感就有多少伤痛；她的人生有多么不幸，精神就有多么顽强。在艺术上，忆秦娥处处被动，从未想过要“争”主角，但其卓越的艺术天赋和周围人的托举，让她一步步成长为耀眼的名角儿；到了最后，当她唯一一次主动提出要演主角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学生宋雨取代了。在情感上，面对封潇潇、刘红兵的追求，忆秦娥一开始同样被动，最终她舍弃封潇潇，跟刘红兵走到一起，终究还是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然而，恰恰是她自己的主动，到头来却害得自己伤痕累累、千疮百孔。“被动的成功”和“主动的失败”纠缠在一起，正是忆秦娥形象及其命运轨迹的独特之处。这样一个立体饱满又独具一格的艺术形象，寄托着艺术家“不争而胜”的哲学思考，也折射出难以言表的命运悖论。

　　一个处处被动的主人公，在复杂的小说叙事中毫无问题；但要搬上戏曲舞台，则会面临一个潜在难题。从戏剧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说，常见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强烈的主体意志和鲜明的行动性，那些以自主抉择来决定自身命运的人物，更容易在舞台上出彩。那么，在商洛花鼓的舞台上，被动的忆秦娥为什么依然能够打动人心呢？究其原因，在于该剧既遵循戏曲规律，又发挥乃至发展了商洛花鼓的美学优势，并对其进行创造性改编与剧种化呈现。简而言之，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化繁为简，令结构紧凑，并适当强化忆秦娥性格的主动性。长篇小说体量宏大、人物众多，戏曲改编紧紧抓住忆秦娥的命运主线，那些与主人公命运关联不太紧密的人物和事件，则大刀阔斧地予以删减，就连忆秦娥与画家石怀玉、暴发户刘四团、儿子刘忆的情感线索也被舍弃了。这是合理的艺术选择。同时，在与楚嘉禾的竞争中，忆秦娥展现出难得的反抗性；在与舅舅胡三元的亲情中，忆秦娥表现得真挚而积极；甚至面对品行不端的郝大锤，忆秦娥也以主动的关怀赢得了对方的尊重。这样的忆秦娥，不管在艺术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她从来没有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始终保持艺术家的纯净和本心；不管在生活中遭遇了怎样的打击和污蔑，她也始终没有失去善良的本性和对生活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打击中走向了坚韧和顽强。这样的人物，在舞台上就有了光。

　　其次，全剧设置一个丑角来串场，使叙事简洁流畅，时空转换灵活，更增添了戏曲韵味和舞台机趣。楔子中，丑角打旗开场，引忆秦娥惊艳亮相；结尾处，丑角揭示两代名角新老更替，令人无限唏嘘。更妙的是，每到剧情关键节点，丑角就跳进跳出，或承上启下，或抒发情感，或发表议论，既使场面灵动，又营造出引人深思的陌生化效果。丑角向来就是花鼓戏所擅长的行当，在《主角》中运用得更恰当、更自然，这是因为该剧所表现的原本就是剧团之事，即便丑角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并不显得刻意；更何况，正是由于丑角的穿针引线，剧中多次穿插的戏中戏场面，才变得熨帖自如。

　　其三，该剧通过具体的情节调整和场面营造，更好地烘托了舞台氛围，也使人物的性格及命运走向别有深意。胡三元敲了一辈子鼓，最终死在了草根剧团演出的舞台上，为其潦倒的一生画上了令人敬佩的句号。这个场面精彩而悲壮，却并非小说所提供，而是商洛花鼓舞台上的崭新创造。在表现忆秦娥与封潇潇懵懂而纯真的爱情时，剧作设置了二人在桂花树下的深情对唱、在《狐仙劫》中的戏中戏，这些场面原著并未刻意渲染，而放在戏曲舞台上，恰能发挥以情动人、诗意浪漫的艺术优势。

　　此外，在遵循商洛花鼓戏美学传统的基础上，《主角》大胆融入现代技法和崭新舞台语汇。简约诗化的舞美，自然灵动的调度，极具地域风格的音乐编排，尤其是首次将交响乐融入商洛花鼓的音乐体系，这些都赋予这一地方戏曲剧种以更强的艺术承载力。再加上这一题材本身的厚重感、沧桑味，使商洛花鼓在清丽婉转、质朴动人的传统韵味之外，又被赋予了深邃浑厚、恢弘大气的美学质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角》拓展了商洛花鼓的表现范畴和美学范式。

　　毋庸讳言，该剧毕竟刚刚登上舞台，在场面细节的铺排、人物情感的转变、核心唱段的升华等方面，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就目前已有的呈现面貌来看，这样一部兼具现代品格、地域特色和剧种韵味的作品，只要秉持精益求精、持续打磨的艺术态度，定能再上层楼；而在商洛花鼓这一剧种的发展进程中，该剧也可能会成为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陕西省剧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