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而已

前几天去天津参观曹禺故居，站在那幢小楼里，看着先生伏案写作的书桌，不禁对他的剧本创作有了更深的体悟。纸上的字句，是静静流着的；那舞台上的悲欢，也不过是出自这日常生活里的锦心绣口。可细琢磨，这剧本的凝练处、留白处，丝毫不逊于那长篇小说的反复铺排，反而更见人生的底里。

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家中，曹禺能单以剧本创作就站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学星座里，足见剧本创作的文学含量，并不在小说、散文、诗歌之下。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也都是足以传世的剧本名作。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剧本的文学价值似乎渐渐受到质疑，慢慢被“剥离”出了文学的版图。现有的文学评奖机制，对编剧的激励力度明显不足，比如今年鲁迅文学奖已经开始征集参评作品，不知是否会有剧本列入其中，但往届评选之中，鲜少见到剧本作品获奖，仿佛剧本这一独特的体裁，已被默认列入了“文学之外”的另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日戏剧界与影视界接连传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河北省、江苏省等地都启动了原创剧本的征集活动，2026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也开启了“剧美中国”优秀剧本征集活动……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重新投向剧本创作的源头，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剧本扶持政策，这些现象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落或淡漠之后，行业终于开始回归常识：好剧本，才是一部好剧的根。

回望中国戏剧史，每一次艺术的高峰期，几乎都与剧本创作的繁荣相伴相生。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之所以能够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流派，除了自身精湛的表演技艺外，更重要的是背后有着齐如山、罗瘿公、陈墨香、金仲荪、翁偶虹等作家的大批新创剧目作为支撑。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孽海波澜》，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尚小云的《双阳公主》《汉明妃》，荀慧生的《红娘》《丹青引》……这些演员的代表剧目，同时也融入中国戏曲的剧本宝库，成为传世名作。

一部优秀剧本的诞生，往往带动一个剧种的勃兴，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美学取向。延安时期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开辟了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道路；评剧《杨三姐告状》《刘巧儿》，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更推动评剧从地方小戏成长为全国性剧种。豫剧《朝阳沟》至今久演不衰，“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等唱段早已深入人心，彰显了不可替代的原创力量。

剧本是“一剧之本”。没有扎实的剧本作根基，再精湛的表演也难免流于浮夸，失却根柢。然而揆诸当下，戏剧界对剧本的关注，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忧心的滑坡。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原创剧本严重匮乏。《红楼梦》被反复改编成各种戏曲版本，《牡丹亭》几乎成为昆剧团的“标配”，《赵氏孤儿》等经典IP也被一炒再炒……一个健康的戏剧生态，应当是原创与改编并存、新作与经典辉映，而不是将创作资源全部投入旧剧的再造与重释。

剧本创作缺乏对时代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洞察。满足于对生活进行浅表化的临摹或戏仿，心气浮躁，功底薄弱。如《某某爱情》的后期作品，观众多有“注水”“编造”“潦草”之讥。而推其根源，还是剧本这一环做得太粗率、太急躁了。

编剧群体处于边缘位置。各种宣传海报中的编剧往往一笔带过，甚至连“剧作家”这个称呼都变得吝啬起来；编剧的稿酬与导演费、演员片酬可谓天差地别，尽管近年来版税制、稿酬制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提高剧本作者的收入问题，仍然需要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编剧人才的断层与流失令人忧虑。一些有才华的编剧往往因生存压力被迫转行。队伍的青黄不接，导致原创作品的七零八落。

投资方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向自带流量的明星演员，而不是幕后的编剧。演员可以成为“流量”，成为“招牌”，而编剧却很难成为市场卖点。而且从案头到舞台再到荧屏，往往要经历多次改编与演绎，原创编剧的初始贡献，在层层叠加中很容易被稀释和漠视。擅自修改剧本、侵犯编剧署名权、割裂作品完整权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而编剧的维权之路，往往费时费力，事倍功半，有理也说不清。

近期密集出台的原创剧本扶持举措，正是对上述症候的积极回应。从南方到北方，从舞台到荧屏，从政府到市场，一股重视剧本、扶持原创的氛围正在升温。前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明确提出“提高剧目创作质量”，包括“激发创作活力”“鼓励各院团成立创作室”“建立健全剧本论证机制”“建立全流程创作指导机制”“打造剧本征集推广平台”等有力措施。行动计划还特别指出，要“鼓励知名文学刊物刊发优秀戏剧剧本，重要文学奖项吸纳戏剧文学参评。加强剧本创作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引人注目的有力举措，让我们有信心期待，那些甘于寂寞、潜心创作的编剧们，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