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宇 岳宗胜

　　在美玉离开的那个清晨，阿尔辛围着她不停地跑圈。因为阿尔辛知道，在哈萨克族的民间传说中，围着要离去的人转圈，那个人终将会回来。此时，没有台词，没有特写镜头，有的只是男孩一圈又一圈不停歇地奔跑，无声地完成了一场语言无法表达的告别。这个场景，正是《植物学家》试图传递的影像追求：以植物、传说、身体等方式展开独特的艺术表达，将孤独、离别与成长转化为可见可触的感官经验。

《植物学家》剧照

　　然而，在追求精妙影像和感性体验之外，影片的叙事结构却存在不少问题：情节松散、叙事密度低、主体叙事前后关联不够紧密等。这些叙事层面的问题，或许跟导演有意探索“植物性”的叙事方式有关，过于强调氛围营造和情感体验，试图通过复沓、呢喃式的文本与意象，捕捉自然与生命的细微灵性，以此确立影片的美学基调与艺术自觉。

　　标本语法与感官诗学：影像层面的内在自洽

　　在影像表达上，《植物学家》将“植物标本”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始终。影片采用4:3画幅，让画面充满了向上和向下的延展想象。摄影机以近乎静止的速度在草地、溪流与山丘之间游移，每一帧画面都兼具标本式的凝固质感与微弱呼吸。阿尔辛将叶片拓印在纸上，这与摄影机捕捉影像的行为在结构上形成呼应：两者都是以“留存”的方式来对抗“消逝”。在这一层面上，影片的视觉表达与叙事主题形成了高度统一，这并非刻意迎合，更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默契。

　　影片对超现实元素的应用，体现出成熟的分寸感。导演景一强调，影片中“现实与非现实交织在一起”，不仅是艺术虚构，还是一种“存在论”的呈现。所以，会开口说话的马出现在教室里、“树人”在树林间游走、梦境中草场燃着幽火等，这些画面并非猎奇式的魔幻点缀，而是源自哈萨克族“泛灵论”自然观的影像化表达。与导演毕赣在《路边野餐》中大量植入梦境与民间传说相比，《植物学家》的超现实则显得克制了许多：“树人”只是简单的投影，从未露出正面；阿尔辛与马的对话短暂而有节奏。这些超现实现象始终被维系在可信的阈值之内，没有让影片的现实感全然瓦解。

　　此外，影片中的哈萨克族民谣、汉族小调《茉莉花》、广播中飘出的普通话新闻，三种声音并置而非融合，且各自保持着完整的文化面貌。这不是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乌托邦想象，反而是更接近真实生活的现实图景——不同来路的声音共处于同一片土地之上，彼此交织，并不消解各自的特质。

　　“植物学家”的命名与草木书写的落差

　　电影开篇引用了卢梭的话：“你不需要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可以成为一名植物学家。”这句引文为影片确立了一个主动的定义：“植物学家”是一种观察世界、与其相处的方式。这也表明，影片强调感受先于命名，以情感认知超越知识分类。然而，这也给影片带来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困境：如果“植物学家”的身份不依赖于对具体植物的辨识，那么阿尔辛与草木之间的关系，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植物学式”的，而非泛泛地亲近自然呢？

　　影片中，阿尔辛将手探入树洞感受“像睡着的小羊一样呼吸”的树的心脏，将叶子拓印成册，辨认草丛中野草的声响，躺卧溪涧倾听流水的潺潺声音。不可否认，这些行为在情感上是真实动人的，但它们始终局限于对植物的感受与氛围营造层面，并未深入探析“植物学家”理应具备的知识维度。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电影中阿尔辛的标本集里究竟记录了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与哈萨克族传统草药知识或游牧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相比之下，同样是以自然为叙事场域，侯孝贤导演在《童年往事》中对台湾乡村植被的呈现，始终与人物的身份记忆形成紧密互文，植物是具体的，与角色的个人记忆有机融合，成为叙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植物学家》中，植物更多承担着情感容器与时间隐喻的功能，其自身的差异性与具体参与叙事的空间十分有限。虽然导演反复强调影片秉持着“保存差异”的主张，但在实际的影像书写中，“植物学家”更多停留在诗意化与标签化的表达层面，未能真正落实为一种有辨识度的认知视角。

　　开篇线索的激活与叙事承诺的悬置

　　《植物学家》中另一个值得审视的问题，在于开篇铺垫的若干细节所激活的叙事期待，与后续故事走向之间的落差。片中，两群羊意外混在一起，归属的边界被模糊；阿尔辛在家族谱系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暗示着身份的缺位；叔叔在森林深处失踪的谜团，始终悬置于叙事背景之中。这三处细节在结构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条内在关联的线索，隐约指向一个涉及族群归属与个体身份的宏观叙事维度。

　　然而，随着电影剧情的推进，影片的重心转向了阿尔辛与美玉之间的情感，以及少年在离别中积淀的孤独意识。上述线索未被进一步展开，也未在结构上得到实质性呼应。叔叔的失踪化为一个神话式的悬念，哥哥从大城市返乡后再度出走以及美玉的离开，都未在叙事层面给出明确的指向或解释，只是被诗意的氛围覆盖，形成一种“悬而未决”的叙事状态。

　　导演景一在访谈中表示，在处理哈萨克族题材的创作过程中，有意选择一种“谦虚的方式”，将重心放在个体经验与情感肌理上。这种选择给影片带来了一种退让：原本可以正面触碰的族群经验与身份议题，让位给了更安全的自然诗意与少年情愫。但需要注意的是，诗学的选择与叙事意志的后撤，有时候很难截然分开。诗意留白中蕴含的，除了审美上的克制，也面临着叙事上的坍缩。

　　不可否认，《植物学家》是一部真诚的作品，带给观众一场视觉享受。但是，片名所指涉的具体性与实际呈现的情感气质之间的落差，以及开篇结构线索的悬置，都共同指向一个关键的创作问题：将个体经验的真挚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必然导致叙事结构的松散。拨开华美的影像外壳，电影少了一些直抵人心的深刻与厚重。当然，这种“不完美”恰恰是导演在艺术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未来也希望创作出更多鲜活、震撼人心的作品。

　　（作者张宇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岳宗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